清末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瞿鸿禨

清末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瞿 鸿 禨  宫玉振楚国佳人号绛绡，芙蓉别殿斗纤腰。不教茅许同珠籍，偏有裴樊到石桥。芝馆乌龙惊绣帕，桃源仙馆吠云翘。青童昨夜朝王母，一夕微霜蕙叶凋。在这首相传是《湘军志》作者王闿运所写的游仙诗中，影射的是清末清流领袖瞿鸿禨的事迹。清朝末年，朝臣之中，有清流、浊流之分，清流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为领袖，浊流以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核心。清浊相激，政潮迭起，影响清末民初政局者甚巨，瞿鸿禨也就成了清末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入值军机瞿鸿禨，字子玖，号止盦(音同“庵”)，晚号西岩老人，湖南善化（民国后并入长沙）人。其父瞿元霖是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在父亲的督责下，瞿鸿禨17岁入府学，21岁中举人，22岁，又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光绪元年大考翰林，瞿鸿禨为一等二名，擢为侍讲学士。此后又两充考官，四督学政，他的官职，也由四品的侍讲，渐渐升到二品的礼部右侍郎了。此时的瞿鸿禨，真可谓少年词林，春风得意。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仓皇西狩。军机大臣载漪、刚毅、赵舒翘、启秀四人，以“庇拳”之罪，同时被黜，枢府之中，只剩下荣禄和王文韶二人，急需补充。荣禄早就从原军机大臣李鸿藻处听说瞿鸿禨才堪大用，便秘密向西太后推荐。西太后下旨令瞿鸿禨迅速来陕，预备召见。瞿鸿禨时任江苏学政。与他一同被荐的，还有他的同乡、广东学政张百熙。二人到达西安时，鹿传霖已经入了军机，因而只能在他们二人中取一个了。西太后便让荣禄做决定。荣禄说：“圣驾不久就要回銮举行新政了，依臣之见，可否让张、瞿二人各自将自己的政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然后定夺？”“西太后便传旨，让二人各抒所见。接到上谕后，张百熙大笔一挥，洋洋万言，大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用；瞿鸿禨写的却十分简洁，主张择要以图，行之以渐。西太后看罢，对荣禄说：“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一锤定音，瞿鸿禨就入了军机。瞿鸿禨与张百熙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早已订交。这次同时被召，离西安约有一日之路时，恰好在城外旅店相遇。二人久别相逢，诉说衷曲，都知道定有一人入值军机。张对瞿说：“你我二人的交情，自幼至今，大概是天缘凑和，非人力所能为。现在枢府求才，正虚席以待你我。明日入觐，如果我能入值，定要推荐你担任两江总督；你若当国，何以处我？”瞿鸿禨说：“如能侥幸入值，那么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了！”后来瞿鸿禨果然成了军机大臣，但却无力以报张百熙。张郁郁不得志，便经常将西安郊外旅店之盟讲给人听，并抱怨说：“现在总督是没有希望了，就是巡抚也得不到了！”不久，张百熙与袁世凯结成了亲家。袁是瞿的政敌，张、瞿二人便更加疏远了。　构怨庆、袁瞿鸿禨入值军机前，西太后特地召见了他，对他说：“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荣禄、王文韶也说你好，我一直很盼望着你来啊！”入值后，荣禄又亲自将笔砚交给他，握着他的手说：“日后起草文件，就全靠你了！”瞿出身翰林，文笔甚佳，军机之中，无出其右者，加上西太后看重，因而在军机处的六七年中，每逢大政，诏旨，廷议、条款，约章之类，无一不出自他的手中，他在军机处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到后来，便只有庆亲王奕劻能跟他匹敌了。不料，他也因此与庆亲王及其谋主袁世凯结下了不解之怨。庆亲王奕劻为人既庸且贪，声名污浊，入值军机后，就将全国各个官缺的肥瘠用红笔做了记号，然后待价而沽。每当有人求官，他便说：“你先等等，过一段时间我就能给你弄个肥缺......”这是索取贿赂的隐语。他的书桌上，放着很多小匣子，里面装满了下面送的银券、钞票、金条之类，每过十天，便计算一次，某项贿赂是某人所进，某人已经放了某缺，登记之后，便将银券钞票收进自家库房。细大不捐，无货不收，当时人便送了庆王府一个绰号，唤作“庆记公司”。以清操自励的瞿鸿禨，与奕劻的这种作风格格不入，泾渭分明。一些比较正直的御史、讲官，就隐戴瞿鸿禨为宗主，与奕劻相抗，清流、浊流，时起纷争，双方的矛盾由于袁世凯的介入，而更加激化。此时，已爬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位的袁世凯，竭力事奉权倾朝野的荣禄，对于庆亲王奕劻反倒有点儿忽视。奕劻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世凯）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从辛丑回銮以后，身体状况日下，无法照常入值。这时，便有了奕劻即将接替荣禄的消息。袁世凯侦探明白，立即派心腹杨士琦带着银票送给奕劻。奕劻—见银票上面写着“十万两”几个大字，当即乐呵呵地说：“慰亭太破费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得很巧妙：“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左右那么多太监，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供王爷到任时零用罢了，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呢！”奕劻听了，不再客套。不久荣禄死了奕劻果然继任，而袁世凯也不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至于庆王府上凡是生日、婚嫁之类开支，全由袁世凯布置，不费奕劻一钱。如此，便将奕劻熨贴得言听计从，实际成了袁世凯的傀儡。对于瞿鸿禨，袁世凯一开始也想将其拉过来，他先派心腹向瞿鸿禨问安，说瞿鸿禨视学河南时曾取他的弟弟为生员，因而他也应列入瞿鸿禨门墙，并愿修门生之敬。瞿鸿禨冷冷地表示“不敢当”；袁又表示愿与瞿结为异姓兄弟，瞿鸿机回答说：“在下生平从未有过兰谱，现在也不想破这个例。”袁世凯仍不甘心，又借瞿为儿子娶妻之机，进贺仪八百金，结果又被瞿鸿禨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来。袁世凯见拉拢不过，便恼羞成怒，决心联络奕劻排挤瞿鸿禨。瞿鸿禨也有了裁抑庆、袁势力的想法。从公的方面来讲，袁世凯以区区直隶总督，却与奕劻结党擅权，左右朝政，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党援置于要枢，作威作福，朝权移集，几乎成了“海外天子”。瞿鸿禨这些清流人物向以维护君权为己任，揽权跋扈的袁世凯自然便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从私的方面来讲，袁世凯一意揽权而不知自敛，甚至插手清廷中枢军机处，利用奕劻先后将其“麾下三君”荣禄[编者注：作者此处笔误，实际应该是荣庆，当时荣禄已死。]、铁良、徐世昌安插其中，以至于六个人的军机处袁党竟占其四，这就直接威胁到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地位。由此可见，无论是公是私，瞿鸿禨和庆、袁都已势不两立，双方的较量，只是时间问题了。　官制风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为了消弭革命思潮，拉拢立宪党人，延续自己的统治，宣布“预备立宪”，从改订官制入手。官制改革，必然伴随着权力的再分配。于是，围绕改制方案，一场风波便开始了。这场政争的挑起者是袁世凯。袁世凯素来手段尚专制，但在当时，西太后已经年迈，一旦光绪东山再起，重修戊戌前怨，袁世凯势必岌岌可危，而实行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则可权归总理大臣，天子不得有为矣；同时，当时朝中领袖为庆王奕劻，举庆为总理，提高庆的地位，实际是扩大了袁世凯的权势；另外，成立责任内阁，撤销军机处，又可乘机排挤瞿鸿禨势力，清除异己。因而成立责任内阁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一石三鸟之妙计。为此，袁世凯一改旧风，尚新更甚，声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极力鼓吹责任内阁方案。这时，张百熙也开始出面为亲家翁袁世凯助威。他上了一个密奏，保奕劻为总理，袁世凯、瞿鸿禨为副总理。这实际上是庆、袁拟就的方案，一旦实施，实权便稳操于袁世凯手中了。瞿鸿禨对于庆、袁阴谋心中十分清楚，因而当西太后征求瞿氏对于责任内阁方案的意见时，他从容不迫地说：“责任内阁成立后，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召集各部大臣会商决定后请旨颁行，皇太后的用人权从此旁落，即使太后放心，臣愚却不能放心，还请太后三思！”这一席看似平淡的话，正打动了对权力问题极其敏感的西太后，她沉吟片刻，缓缓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一片苦心，我知道了。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瞿鸿禨叩头说：“依臣之见，不如保留军机。”这时，与瞿鸿禨关系密切的其他清流人物也纷纷上折，弹劾庆、袁，反对责任内阁方案。内阁学士文海说袁世凯是“指鹿为马”，御史刘汝骥将庆、袁比作清初“四凶”，类似之折，有几十余件。一天，袁世凯被召见，西太后指着参折说：“你看，近来参你的折子有这么多，都没有发出。”袁世凯此时尚未察觉太后态度有变，就信口说道：“这些闲话，都不可听。不如严惩几个反对者，以息众嚣！”早已起疑的西太后顿时变了脸色，大喝道：“你兵柄在手，为什么不把几个敢说话的都抓来杀掉呢！”袁世凯目瞪口呆，一句话也不敢说便退了出来，第二天，便借秋操为名请训出京了。不久，改定官制上谕下来，果然采纳了瞿鸿禨的“保留军机”方案，这对于庆、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改制之后，袁世凯的兼差被尽行撤去，所练北洋六镇中也有四镇被收归陆军部管辖，势力遭到很大的削弱。对于瞿鸿禨等清流人物来说，却是一个意外的胜利。然而，二者的矛盾并未解决，第二年，丁未政潮又爆发了。　丁未政潮这次政潮是瞿鸿禨主动发起的。官制改革之后，庆、袁势力曾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开始活跃起来。恰在这时，东三省欲改省制，袁世凯乘机上下其手，竟将东三省一督三抚之位囊括一空，势力因而复振。瞿鸿禨为扭转朝局，反击北洋的咄咄逼人之势，便做了一番精心布置，然后，给原两广总督岑春煊写了一封密信，让他如此这般行事。瞿、岑之交，系在议改官制之前。岑春煊以西狩护驾而极受西太后之宠，是地方督抚中唯一能与袁世凯对垒者，时有“南岑北袁”之称，瞿鸿禨乃着意联络岑春煊，一内一外，与庆、袁相抗。庆、袁为了打破瞿，岑联盟，便策划将岑由两广调往消息闭塞的云贵，以孤瞿鸿禨之势。岑却根本不吃这一套，跑到上海称病观望。清廷无奈，改调岑为四川总督，岑依然不为所动。此时北洋大肆揽权，形势危急，瞿鸿禨孤掌难鸣，便设计让岑强行入京请训，以便助攻。岑接到瞿鸿禨的信后，立即依计而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京师，到了保定，与瞿所派来的御史赵启霖交换了意见。双方计议既定，便由岑春煊首先向庆、袁发难。入京次日，岑春煊即获召见，此后又连续召见三次。召见之时，岑对西太后说：“愿意做两宫的看家恶犬。”西太后大为感动，便授其为邮传部尚书，留在了北京。岑一任邮尚，即劾罢庆、袁党羽--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并在西太后面前公开指责奕劻贪庸不法，声称“不去奕劻朝政即无由振作”，西太后对于奕劻的信心开始发生了动摇。瞿鸿禨见初战告捷，便按原定计划，令御史赵启霖起而响应，借“杨翠喜案”弹劾载振、段芝贵。杨翠喜为天津歌妓，袁世凯指使段芝贵购之以献载振，从而使段以道员跃升黑龙江巡抚。载振为奕劻之子，段芝贵为袁世凯私党，赵启霖此折，显然是针对庆、袁而发。西太后见折勃然大怒，当即下令罢去段芝贵之职，并派员确查此案。庆、袁张皇失措，急忙想法弥合，并丢车保帅，让载振自行辞职。但这项丑闻已经进一步动摇了奕劻在西太后心中的地位，西太后决定罢斥奕劻。一日与瞿鸿禨独对时，太后谈起了奕劻，说：“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叫他休息休息吧！”瞿鸿禨心中暗喜，却不动声色地顺了下去，“太后圣明！解除他的职位，也正是为保全他的晚节着想。”太后说：“我已经有了办法，你等着瞧吧！” 然而，此时庆、袁的反击也开始了。他们先是用两广兵事紧急、非岑春煊不能平定为由，提出让岑重回两广，并得到了西太后的同意。岑春煊一听又惊又气，大嚷道：“朝廷怎么能如此用人呢？既有今日，当初何必要把我调到滇、蜀！”但已无法挽回，只好悻悻出京。 岑氏一去，瞿鸿禨顿形孤立，偏偏他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日西太后露出要罢斥奕劻的意思后，瞿见计划马上就成功了，大喜过望，退朝后就对门生汪康年说：“奕劻就要下台了！”汪康年便转告了自己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高某，高某立即向伦敦报告。驻京美国公使接到伦敦方面消息，便让其夫人进谒西太后，探听虚实。西太后大吃一惊，说：“没有这回儿事呀！你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公使夫人说：“伦敦《泰晤士报》的北京电。”公使夫人走后，西太后仔细一想，这件事只对瞿鸿禨说过，肯定是他泄露的了！顿时十分恼火，自言自语道：“瞿鸿禨混帐！”当时奕劻的女儿四格格正在宫中，听到这事便密告了奕劻。奕劻急忙同袁世凯商量，袁连连嚷道：“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我们要乘太后发怒马上下手！”随即袁世凯便用1.8万两白银收买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做枪手，以交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弹劾瞿鸿禨，并暗示瞿鸿禨与西太后最痛恨的康有为、梁启超勾结，欲翻戊戌旧案。瞿鸿禨确与康、梁有过来往，因而这一弹劾，无疑火上浇油，西太后当即下令开去瞿鸿禨本兼各差，驱逐回籍。 政局变幻，真有匪夷所思之处。政潮本由瞿鸿禨发动，不料却因瞿氏出言不慎，导致前功尽弃，全军覆没，而庆、袁却戏剧般地大获全胜，了结了政敌瞿鸿禨的政治生命。清流既败，浊流当国，清廷朝政，便更加污秽不堪了。 　 [编者后记]慈禧太后何以罢免瞿鸿禨，历史学家有种种的分析与猜测，认为瞿鸿禨泄漏了奕劻将要下台的消息，只是一种说法，并无定论，可参见以后的资料。 本文作者是辽宁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这篇文章发表在《人物》杂志198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