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朝长忆蜕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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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闲堂文库》 ［编者按］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篇文章，对我的祖父有详尽、全面的回忆与介绍。作为瞿蜕园的长孙，我希望能有机会向作者表示感谢。 花朝长忆蜕园师 作者：俞汝捷 故 居 在上海武康路靠近湖南路的地方，巴金寓所的对面，有一条短短的弄堂，牌号是216弄。弄内原有三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花园洋房。如今一座已被隔出去成为某服务公司所在地；另一座曾是派出所的办公楼，现在变成一般民居；第三座因花园内有一株玉兰而曾被一位独居的老人动情吟唱，可惜几年前拆毁后原址已划归某宾馆所有，玉兰树怕也早已凋枯或被砍伐了。 老人名瞿蜕园。80年代以来，随着《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有份量的古籍新版本的问世，以及《汉魏六朝赋选》、《左传选译》、《古史选译》等旧著的重印，他的名字重新为专业人士所熟悉。可是由于大部分著作尚未再版，而多数读者又不知瞿宣颖、瞿兑之、瞿蜕园为同一人，因此即使在学术界，人们对他生平、学养的了解仍然很不全面。“文革”结束后，郑逸梅曾多次在他的补白式回忆中谈到这位故交，其中一篇《瞿兑之学有师承》将对象勾勒得尤为生动，只是用千字文来谈瞿氏毕竟仍嫌太短。而在一些重版书的编者前言中，对作者的介绍就更为简略，且有错讹，如将“宣颖”说成笔名之类。这些都使我感到应该将自己青年时代师事蜕老的所见所闻忆写出来，作为对逝者的一种纪念。 我想仍从他的故居谈起。 蜕老原先住在五原路，与我家所住的安福路是两条挨在一起的平行小路，步行10分钟，即可来到对方门口。当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的客人来了，常常由我端茶，端完就离开；对于大人之间的谈话，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倒是客人的外貌容易引起我的好奇。譬如50年代也住在安福路的复旦大学教授徐澄宇，长须，长发，长衫，配上一副银丝边眼镜，形象十分特别，给他端完茶后我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但关于他的性格和厄运，说来话长，是需要另文回忆的了。 蜕老也留唇髭，冬天有时也穿长袍，但形象不古怪，所以最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到我进入高中，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兴趣时，才开始留意父亲同一些朋友之间的唱和。而蜕老的诗大都写在花笺上，书法遒美，闲章也耐人寻味，故而格外令我喜爱，觉得读他的诗稿乃是美的多重享受。大约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他由五原路迁居武康路。他住在底层，那是一间以前阔人家堆放杂物或给佣人住的北房。面积甚小，除了一架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把破藤椅、一排竹书架和几口箱子之外，没有也放不下别的东西。郑逸梅曾描述过这间房：“兑之晚境坎坷，所居窄隘不堪，戴禹修去访他，有一诗云：‘有客时停下泽车，入门但见满床书。两三人似野航坐，斋额应题恰受居。’我也到过他的寓所，同具此感。”其实，第一个用“屋小如舟”来形容此房的是蜕老自己。他搬家后作过四首五律，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记得父亲收到他的诗稿后，连续几天都用很带感情的腔调反复吟诵。我也读过多遍，很快就记熟了，现在原稿虽已失落，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连诗前的小序都背得： 自五原路移寓武康路，屋小如舟，赁庑之费，皆出问字金也。时值风雨之后，秋暑尚炽，即事书怀四首。 何适非吾土，聊思物论齐。市声嚣渐隔，诗梦醒还迷。阅世枯形剩，投林倦翮低。更无书籍卖，敝簏尚亲携。 两年诚久假，三宿岂无情。雨坏垣衣色，风搜树穴声。去时何挂碍，来亦费征营。与我同憔悴，秋花不肯荣。 半亩莎承屐，重行树拂窗。静知睡味好，暂遣客心降。促坐无宾榻，经时涸酒缸。舵楼催晚饭，真似住吴艭。 敢薄家人语，思为杂作庸。儿童厌占毕，老退荷宽容。适愿成鸥泛，埋忧即蚁封。且祈残暑尽，塞向更谋冬。 我那时求知欲旺盛，喜欢“转益多师”，又喜欢把一位老师的作品拿去给另一位老师看，在他们的议论中获取教益。上面这几首诗我便带给别的先生看过。一位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姓高名飞，字安翔，系武汉大学中文系1938年毕业生。由于都酷爱古典文学，我们之间建立了超乎一般师生关系的友谊，而且维持了几十年。那天去他家时，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胡邦彦先生也在座。两位先生都盛赞这几首诗的功力，认为典故用得十分自然，如“塞向”出自《诗经·七月》的“塞向墐户”（修砌朝北的窗门），用在这里贴切而无痕迹。又如“三宿”典出《左传》、《孟子》，而这里取其“恋恋不舍”的引申义，由《后汉书·襄楷传》的“浮屠不三宿桑下”、苏轼《别黄州》的“桑下岂无三宿恋”直接化出，同时又与全诗的情感融为一体，读来甚有回味。 那时我已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位住在复旦第二宿舍的董钟麟教授也是我常去请教的对象。矮胖的董先生是30年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测绘学权威，他对科学的执著、对科学家人格和学术尊严的维护、对老伴的挚爱以及他的悲剧人生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作得一手好诗，与中文系的吴剑岚教授时有切磋。那天我带着自己的习作和蜕老的《移寓》诗前去拜访。他先看我的诗，立刻不屑地丢在一边；随即用他的江西腔大声吟诵起蜕老的诗来。之后说了很多表示钦佩的话，我特别记得的一句是：“这同古人的诗已经不分轩轾了。”后来他才想起我的诗来，笑着说：“等你将来老了要删诗时，自己会把这诗删掉的。”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当初给他看的是什么诗，足见在我的记忆中该诗确已被删除。 家 世 蜕老原籍湖南善化，同我说话，用的是带湘音的普通话；而同我父亲交谈，则两人都说长沙话。蜕老大我父亲六岁，似属同辈人；但父亲说他辈份高，曾要我呼他“太老伯”，他当时连连摇手，说“不能这么叫”；我也觉得别扭，以后便仍然称他“蜕老”。第一次呈诗稿给他时，父亲又让我写下“蜕园太世叔诲正”的上款。他看了又连说“不可”，拿起笔来将“太世叔”涂掉，在边上写下“吾师”二字，笑着说：“以后就这么写，如蒙不弃的话。” 他的辈份究竟高在哪里？我到今天也不太清楚，想来大概要追溯到两家上辈在湖南的关系。但要找出他比我长两辈的旁证倒并不困难，这里可以试举二例，由此还可顺便谈及他的家世。 一个例证是，在我家亲戚中，有一位持独身主义的曾宝涵女士，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骨科医生。因为同住上海，她又懂点妇产科，母亲分娩时，她来帮忙接生过，所以彼此走动较勤。父母称她“四姐”，我呼她“四姨”。她生于1896年，是曾国藩的曾孙女；而蜕老比她仅大2岁，却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的女婿，——作为“四姨”的姑父，显然长我两辈。 曾纪芬的丈夫是历任苏松太道台、苏、皖、浙巡抚的聂缉槼（字仲芳，湖南衡山人）。读过唐浩明《曾国藩》的人，可能会对小说家笔下的这两个年轻人留有印象。而在《辞海》条目中，聂氏作为恒丰纱厂的创办人则被称为“近代资本家”。瞿聂两家的关系很密切。聂氏于1911年春去世。同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新寡的曾纪芬带着家人是与瞿家同乘一艘轮船从长沙避往上海的。不过我很少听蜕老说起曾家的事。有次父亲送他一块当年曾国藩的备用墨，上面有“涤生相国拜疏之墨”几个字，他笑着把玩了一会儿，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我认为他同老岳母的关系也许不错。理由是，《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的署名为“聂曾纪芬撰、瞿宣颖辑”；实际上多半是岳母口述，女婿整理。至于蜕老同夫人的关系则长期不睦，这也是他独居在外的原因。他夫人名聂其璞，在家中排行第九。我小时随父母去四姨家祝寿、吃饭，可能在客人中见过她，只是现已毫无印象。听父亲说，四姨站在她姑母一边，对蜕老从无好评。 另一个例证是，“文革”抄家之前，我家墙上并排挂着四个镜框，里面分别为陈夔龙、朱孝臧、余肇康、陈三立等四位前清遗老自书的作品。对这四连屏我曾在拙文《梦中的真迹》中作过较详细的回忆。这里想说的是，四位作者均出生在19世纪50年代，比我祖父要大近20岁，题款时则都以对晚辈的口气称我祖父为“琢吾世兄”或“琢吾姻世兄”。其中曾任江西按察使的余肇康与蜕老的父亲瞿鸿禨是儿女亲家，推想起来，祖父比瞿鸿禨自然也要晚一辈。 瞿鸿禨字子玖，号止庵，人称“善化相国”。对于这位活跃于清末政坛的军机大臣，从《清史稿》到各种笔记、回忆录（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徐一士《一士类稿》、溥仪《我的前半生》）多有记叙。高阳的小说《瀛台落日》更对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之间的斗争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在父亲与蜕老的闲谈中，晚清至北洋的掌故是涉及最多的话题，当然也会谈到瞿鸿禨。由于当时我对这段历史尚不熟悉，当他们不用姓名而用字号、绰号、籍贯称呼一些人时更反应不过来，所以现在印象较深的仍是与慈禧、光绪相关的几件事： 一是慈禧重用瞿鸿禨，除了他办事干练之外，还因他的长相酷似同治皇帝。对于中年丧子的西太后来说，与这个忠心的臣下相对，别具亲切之感。此事似乎广为人知，故瞿鸿禨去世后，冯煦赠他的挽联有“音容疑毅庙”之句，盖同治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我见过瞿鸿禨的照片，须发皆白，很难与画像中青春年少的同治联系起来，倒是一看就知与蜕老为父子关系，但他不戴眼镜，双目比儿子有神，难怪康有为的《敬题瞿文慎公遗像》有“岩电光芒烂有神”之句。 二是慈禧知道瞿鸿禨不进肉食，宫中赐宴时，会关照御膳房专门为他做几样素菜。联想到蜕老也不爱吃肉，我曾问他是不是“遗传”？他说“有一点”。 三是瞿鸿禨曾将他祖父瞿岱所绘《自济图》及祖母汤氏所绘《分灯课子图》送请慈禧、光绪“御览”。慈禧在画上题了“耀德昭媺”四个字。光绪则题七绝一首：“自济兼怀道济忱，画堂宵课惜分阴。象贤有后传家学，述德毋忘世守心。” 瞿鸿禨感激之余，又将他祖父所绘《写生十六册》赠与皇室，随即被收藏在勤懋殿中。作为回报，慈禧亲笔绘了一幅红梅送给他。 四是慈禧能写大字。身兼外务部尚书的瞿鸿禨曾陪同各国使臣参观紫禁城，“瞻仰”了光绪的寝宫养心殿。慈禧则当场书写“寿”字，“字大逾丈”，赠与每位使臣各一幅。我曾问蜕老，慈禧书画水平如何？他笑着摇头：“皆不足道。” 关于瞿鸿禨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故事，连名字都不清楚。但前些年读陈寅恪诗集，在七律《寄瞿兑之》中，有“论交三世今余几，一别沧桑共白头”之句，说明蜕老的祖父与陈宝箴是有交情的。不久前偶从网上获知瞿鸿禨自撰的《止庵年谱》已由北图出版社重版，书中应会叙及其父，只是我迄今尚未购得该书。至于瞿鸿禨与陈三立、蜕老与陈衡恪、陈寅恪之间的友谊则从彼此的诗文都可看出。特别是瞿鸿禨晚年曾请陈三立代为删诗；其诗选遗墨付梓时，沈曾植、余肇康、陈三立曾分别为之作序，而陈序写得尤带感情。 生 平 在我工作单位的草坪边缘，有一排与雪杉相间而种的玉兰树，平时不太显眼，须到早春二月，才突然开放出大朵大朵雪白的玉兰花。这时经过树下，我总会想起蜕老，想起他故居园中的玉兰，想起他一生的起伏，想起他晚景的悲凉。 蜕老喜爱玉兰，除了爱它的淡雅皎洁、冲寒早放，更因为它与自己的生日相联系。我很长时间都不清楚蜕老的阳历诞辰，却很早就知道他的阴历生日。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偶尔向他说起，我别号“潮生”，是因为生日恰逢八月十八——钱塘江观潮的日子。他答道，“你同潮神一天生日；我同花神一天生日。”接着又笑补了一句，“同林黛玉一天生日。”我从此记得这个日子——二月十二花朝。而他园中的玉兰每年赶在花朝时节开放，对于蛰居小屋的老人自是一种安慰。 蜕老虽爱玉兰，诗中咏及此花时情绪却很消沉；或者也可以说，他晚年的自寿诗都写得悲观凄凉。譬如—— 未甘病后全疏酒，但觉春回懒赋诗。年去年来当此日，渐行渐近是归期。 冲寒行见玉兰开，岁岁频邀屐齿来。池水料难吹皱起，又牵残梦锁楼台。 这二首诗可能作于1966年。“池水”句显然由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化出。尽管那时他已很难感觉到春天的美好，但心中仍有“残梦”萦绕。他的“残梦”是什么呢？我不能臆测；但我以为任何人的梦想总与平生遭际相关。 蜕老一生所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长沙、北京、上海。从这三处地方或许可以对他的旧梦作番追寻。 蜕老生于1894年3月18日（这个日期是我据阴历生日推算出来的），少年时代在长沙度过。他当然进过私塾；除熟读四书五经外，对《说文解字》也在张劭希的指点下通读过。出于对近代史的无知，我曾问过他一个愚蠢的问题：“您为什么不参加科考呢？”“我12岁时科举已经废除了。”我这才悟到科举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的，与辛亥革命无关，而蜕老说的12岁是虚岁。好像正是在12岁那年，他考进北京的译学馆，主修英文。两年后瞿鸿禨在政争中失败，开缺回籍；蜕老毕业后也回到长沙，一直住到辛亥革命爆发。 长沙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每逢蜕老与我父亲谈及长沙往事，两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可惜我从未去过长沙，对于他们的谈话内容也难以形成记忆。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辛亥革命50周年时，蜕老在《新民晚报》发表《湘水吟》七绝二首，在“重开气象天心阁，百级高腾五十秋”句下自注：“天心阁为长沙城南门楼。” 父亲读后曾向他指出：“你记错了，天心阁是天心阁，南门楼是南门楼。” 瞿鸿禨在长沙的故居十分宽敞，邸中有息舫、虚白簃、湛恩堂、赐书堂、柯怡室、扶疏书屋等建筑，而尤为著名的是超览楼和双海棠阁。前者为瞿鸿禨的书斋；后者为蜕老少时读书处。在我保存的蜕老诗稿中，有些笺纸便印有“超览楼稿”四字。对于这段生活，蜕老在《故宅志》中作过描写：“一生所得文史安闲之乐，于此为最。每当春朝畅晴，海棠霏雪，曲栏徙倚，花气中人。时或桐荫藓砌，秋雨生凉，负手行吟，恍若有会。”这样的读书环境真是不可多得。我不能确定的是故居的地址。据郑逸梅《瞿兑之学有师承》一文说，该宅位于长沙朝宗街。而在陈寅恪《寄瞿兑之》一诗的自注中却写道：“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不知何说为是？ 还应提及的是，正是在长沙，蜕老师从了王闿运、王葵园、曾广钧等名宿，这对他学问的奠定及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北京是蜕老最熟的地方。除曾在此就读译学馆外，北洋时期他曾任国史编纂处处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北伐后直至抗战胜利他曾任南开、北师大、燕京、辅仁等校教授。即使在南开任职时，他也保留着北平的住宅；那里因为也有两棵海棠而勾起他的乡思，于是他称京宅为后双海棠阁。而构成他一生污点的是沦陷时期当过北大监督。关于他那时滞留北平的原因和经过，我从未听他谈过；只是从他的旧作中读到“暂学凫依渚，初逃雁就烹”一类诗句，猜想他或许受到过日本人的胁迫；而从我后来了解的他的性格来看，他是经不起威吓的。 谈起北京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蜕老可谓如数家珍。他著有《北平史表长编》，也写过《北游录话》这样娓娓动人的长篇导游散文。青年时代我没有去过北京，每每听了他的描述而心驰神往；也正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后来我在北京住过8年，对于京城掌故却仍旧不甚了然；而且在我接触的“老北京”中似乎也无人能像蜕老那样熟谙一切。究其原因，我想还是在读书和观察两方面都难以达到他的境界。 蜕老在上海的生活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从辛亥革命举家迁沪开始，大约住了十来年。那是他的求学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中，他是上海的学生代表。那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他担任文牍，学联章程以及各种文稿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这在许德珩等人的回忆录中均曾谈到。他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随即转入复旦大学，仍然担任学生代表。所以1961年我考进复旦中文系后，他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学了。”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五四运动中他会被选为代表？他很平淡地说：“主要是考虑到我能用英文直接同外国人对话。” 后段即1949年后，蜕老一直住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据他告诉我，齐燕铭来上海，曾对有关领导说：“瞿蜕园、陈子展还是要用的。”可能正是因为这句话，陈子展被很快摘去右派帽子，而蜕老则成为徐汇区政协委员。（据金性尧《伸脚录》所云，则齐氏关心的另一人为谭正璧，而非陈子展。）他那时的收入来源有三：一是作为特约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每月付他100元；二是香港文汇报每月寄给他100元港币，按照当时比价，约合人民币40元；三是各种零星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