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鸿禨与岑春煊

瞿鸿禨与岑春煊[台湾] 苏同炳　[编者按] 《瞿鸿禨与岑春煊》是历史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的一章，作者苏同炳是台湾的历史学家。这本著作有别于通史的写法，以人物为中心，以评介人物的方式来叙述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前的这一段历史。　一在没有进入本题之前，笔者需要引叙康有为题在瞿鸿禨遗像上的三首诗，以作为本文的缘起。诗云：清癯风骨过来人，岩电光芒烂有神。风度楼前频仰望，长沙如见曲江春。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过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康有为题这几首诗的时候，是民国九年的二月，那时清朝早巳亡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已成为历史名词。由于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不但使清朝因此而倾覆，即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亦大受其害。抚今思昔，不由得使康有为在看到瞿鸿禨的遗像时，回想起他当年与岑春煊联合起来希望扳倒庆、袁的那一段往事。“若使劾袁功得就”，满清政权之覆亡与否固然是另一回事，至少，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而致为祸民国的那许多罪恶，就不大可能在民国史上搬演了。由于瞿鸿禨当年曾与岑春煊有过这一番计划远大的政治活动，其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清末历史的演变趋向，所以，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是政坛上的第一号重要人物，他们的事迹，仍然值得提出一说。又因为瞿、岑二人此时是联合在一起对抗庆、袁的战友，所以即使他二人的出身、仕履、思想、事功都迥然不同，也还是需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写，以免重复叙述之弊。至于康有为的第一首诗中所描写的瞿鸿禨容貌，读者仍可从书前所附的相片中见其形状。第三首中提到瞿鸿禨在秉政以后，曾三次向慈禧太后保荐康有为，后来更是造成瞿鸿禨政争失败的重要因素。康有为虽然在这件事上对瞿深致钦佩，我们在谈到瞿鸿禨倒袁失败的往事时，对此更应特别注意。说过了开场白之后，以下就要先叙瞿鸿禨的简史，藉以说明他的家世、出身、仕迹、以及进入政治中枢的大致情形。瞿鸿禨，字子玖，号止盫，湖南善化人。清代的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城，民国后并人长沙县。说得具体一点，瞿鸿禨应该可以算是湖南长沙人。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所在地，文风最盛。所以瞿家之选择以“儒”为业，冀求在读书应举中谋得显亲扬名的荣身之路，正是十分普通的事。不过，瞿鸿禨的上代虽然世世读书，其发达还是鸿禨父亲一辈的事——鸿禨之父元霖，曾中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在此以前的瞿家先世，一般的科举功名，不过只是生员（秀才）而已。到了瞿鸿禨时，由于老父督责极严，居然在十七岁就进了府学，二十一岁中举人，翌年，更联捷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时为清穆宗的同治十年辛未，少年词林，在瞿家来说，自是十分光荣得意之事，然而瞿鸿禨之所以能致此，正复不易。朱启钤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说：瞿氏先人之穆行，积德累仁，郁而弗昌者，再世始光大于文慎之身，其来有自，而成之实艰也。鲁青先生及见叔季两子登贤书，叔子春陔先生即文慎赠公，怀才卓厉，屡上春官不第，入赀为刑部主事。值咸丰庚申淀园之变，百官星散，先生虽属下僚，感愤不已，触发肝炎，游至失明，弃官归田，一意以课子为务。文慎甫当舞勺之年，遍课群书，必以成诵为程，小不当意，严谴随之。常以天晓为盥栉伏案之候，既有目眚，往往误以残月为曙光，家人惮，弗敢进言也。文慎，是瞿鸿禨后来的谥号，鲁青先生则是瞿鸿禨的祖父岱博。瞿鸿禨的父亲名元霖，即是文中所说的南陔先生；咸丰庚申淀园之变，则是指的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之役。这一段话，说明瞿鸿禨的父亲元霖在丧明之后，由于望子成名心切，督责极严，至以半夜之残月为黎明破晓，以致瞿鸿禨早年时的读书异常辛苦。虽然后来功名得就，这种异乎寻常的劳瘁，毕竟是难以忍受的。瞿鸿禨在同治十年中二甲进士，庶吉士教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及格，照例授职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大考翰詹，瞿鸿禨考列一等第二名，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这年，适逢清德宗的登极恩科，派充河南乡试的正考官。翌年，更授为河南学政。光绪五年，鸿禨之母殷太夫人病故，循例丁忧。光绪七年服阕人都，仍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至第二年，父元霖亦卒，于是瞿鸿禨又丁父忧，直到光绪十年服满起复，方才回京供职，仍补原官。光绪十一年五月，奉派为浙江学政。自此以后，到光绪二十六年，瞿鸿禨曾一充福建乡试正考官，一任浙江学政，再任江苏学政，他的官职，亦由四品的侍讲学士渐升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清代的翰林，以点考差及派学政为最好的差使，一则宦囊丰盈，二则不碍升转。陈三立撰瞿鸿禨墓志铭，说他在二十余年之间，“奉使按试，及五行省，所至以研经籍，通时务，课士得才为盛。而黜供张，绝请谒，严止胥役索扰，尤以清德孤操称天下。”由于他的清德卓著而学识优良，渐渐地使他具备公辅之望。光绪二十六年拳乱事起，两宫西狩，随扈的军机大臣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四人因袒拳助乱的罪名同时被罢黜，在军机当值的只剩下荣禄和王文韶，枢务需人，因此瞿鸿禨遂因荣禄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命之前往陕西行在供职。二十七年正月至西安，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正式入参枢务。这一年，瞿鸿禨五十二岁。自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当国的领军机大臣是荣禄。荣禄对于笔墨文翰并不擅长，所以，在军机中实际担任承旨撰敕的秉笔枢臣，是瞿鸿禨。其后虽然换了庆王奕劻“领枢”，军机大臣又多了鹿传霖与荣庆二人，但由于瞿鸿禨出身翰林，文笔甚好，慈禧太后又对他信任有加，所以瞿鸿禨也仍是军机中的秉笔。此外则因瞿鸿禨以军机大臣而兼任外务部尚书之故，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主持对日交涉，为中国争回权利甚多，亦可以称得上是识见明敏而颇有建树的人物。不过，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清末政坛上成为关键性人物的条件。他之成为清末政坛的关键性人物，还是由他在清末袁世凯的势力炙手可热之时，敢与岑春煊联合起来与庆、袁二人为敌，事虽不成，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具有关键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之故，在约略介绍瞿鸿机的生平略历之后，便要再来介绍岑春煊的出身与背景，以便对他们二人的后来行动做合并的叙述。 　 二 说到岑春煊，其人大有来历。他虽然不像瞿鸿禨那样地具有高尚的出身与清贵华要之仕履，但因他是“名父”之子的缘故，很早时便因他的鲠直有为而崭露头角。所以他在早年虽有纨袴恶少之名，到后来却俨然是一个“社稷之臣”的重要人物模样。与瞿鸿禨相比，瞿稳重而岑鲁莽，瞿长于文学而岑娴于军旅，瞿文弱而岑勇猛，瞿工于筹画而岑行事粗率，在性格与行为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若不是为了排斥袁世凯的相同目的，这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意气相投的同志。这一层，说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所谓“名父”之子，意指岑春煊曾有一个声名煊赫的父亲。岑春煊的父亲名岑毓英，在同治、光绪之间是颇为有名的人物，而岑春煊自己的表现也很不差，父子继美，遂使岑家的声名更为鼎盛。但若以岑春煊的事功与他父亲相比，则岑春煊的成就，看起来就好像是倚赖命运的照顾更多似的。就这一方面而说，岑春煊的实际表现，似乎要比他的父亲差一些。 岑家的祖先是浙江余姚人，北宋时随狄青平蛮有功，分封为广西的土司，因此就成了广西的土著。岑春煊的上代，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土官，世代相袭。到了清乾隆时，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上林峒长官司被取消，岑家成为广西西林县的普通老百姓。岑毓英是秀才出身，在咸丰六年时统率乡勇赴云南助剿回匪叛乱有功，逐渐由县丞叙功晋升至知府，自此发迹，建立了他此后的赫赫武功。 滇回作乱，肇因于汉人对回族的歧视，其时间则与当时的西北回乱相配合。平定西北回乱的功臣是左宗棠，平定云南回乱的功臣则是岑毓英。左宗棠平回，有朝廷全力支持其军械粮饷，只要军队的士气昂扬，战力强劲，乱事必有可平之日。岑毓英平回则没有这么优越的先决条件。当时云南全境糜烂，巡抚潘锜被杀，总督张凯嵩不敢到任，满清政府则因应付西征粮饷万分竭蹶之故，没有能力再支援云南方面的军事，所以乱事继续了十多年，始终无法平定。叛回的首领杜文秀，至于在大理建号立国，俨然将云南变为化外。历任的总督巡抚都因无兵无饷而无法平定乱事，最后调来的一个总督名叫刘岳昭，他倚重统带粤勇前来云南打仗的岑毓英，以募练滇勇及附征谷厘的办法解决了兵饷两方面的困难，而岑毓英本人更十分勇悍善战。这样，终于使岑毓英能以云南本省的人力和财力戡定乱事。自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岑毓英在云南境内转战十八年之久，他的官职，由县丞历升至云贵总督，其一生功业，都在此奠定其基础。至光绪十五年卒，赠太子太傅，赐谥襄勤。毓英有子五人，岑春煊居第三。由于他早在光绪五年就曾捐官主事，在工部当差，到光绪十一年又考中举人，奉旨以郎中在部候补，一旦岑毓英病故，诸子例可邀恩奖叙之故，所以，岑春煊在光绪十八年服阕回京之后，就奉旨补授为光禄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少卿，具备了四品京堂的身份。到这一段时间为止，岑春煊的官职，颇曾得其父毓英之余荫。这是因为清代末年的捐官制度甚为浮滥，捐赀候补的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充斥各部，数十年难补一官。岑春煊若非叨其父之余荫，要希望由捐官中获得出身，显然十分困难。如今既以父死邀恩而得补授为京堂的实缺官，此后的升迁，就很快了。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北洋军海陆俱败，日军由朝鲜侵人关东，京畿形势岌岌可危。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关外各军，而迟迟不肯出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仅恃文书奏报，苦难得其真相，欲派岑春煊出关视察，以寄耳目。岑春煊慷慨请行，在关外前线很吃了一些苦。其后烟台、威海卫告急，岑春煊又带兵前去布防，使山东半岛未为日军所侵。这两件事使岑春煊在当政大臣的心目中留下颇为良好的印象，以为岑春煊虽然出身纨袴子弟，而遇事极有担当，也很能负责，并没有一般纨袴子弟的佻挞浮薄恶习。这对于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无疑会有极好的影响。按，汤用彬所撰的《新谈往》一书曾说：“光绪中业，京师有三恶少之称。三恶少者，岑春煊、瑞澄、劳子乔也。”岑春煊早年被人称为恶少，至此乃能尽改往行，足证他的慧根甚深，所以才不致沉迷不返。亦正因为他返正甚早，所以他才能很快地开拓他以后的事业。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戊戌变法。岑春煊在光绪二十一年时因病奏请开缺回籍调养，至二十四年，因其弟春荫中举会试，由岑春煊陪同入京，循例至宫门递折请安，蒙德宗召见，垂询时事。岑春煊在奏对时慷慨陈言，反复申述国势阽危，非发愤图强不能图存。而欲求自强，必先与学练兵，讲求吏治，信赏必罚，乃克有济。退出之后，又以所言未尽，复上疏条陈时政。谓赏罚者朝廷之大权，赏罚不明，无以作士气而振纪纲。举例言之，如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出关御敌，丧师败绩而不能死国，朝廷又不加以严谴。山东巡抚李秉衡力抗德国政府之袒庇教士，只因内无奥援，遂致罢斥不用。是非不明，赏罚失当，都是由于枢臣失职，蒙蔽圣聪之所致。奏语极为讦直触忌。却不料此时正值德宗亲政，亟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以转移政治风气。所以岑春煊不但未曾因此得罪，反被简任为广东布政使。陛辞时，皇帝更再三叮嘱“须于到任后切实整顿吏治，肃清盗匪，如有其他意见，尽可随时陈奏，不必顾忌触怒总督，凡事俱可有我与尔做主”云。岑春煊以一个未曾销假补缺的在籍京卿，递膺特简为二品的布政使，在当时还真可以说是异常的恩遇。据说，岑春煊之所以能得此异常恩命，乃是因为他在入京以后参加了康有为的保国会，被皇帝认为有新思想的缘故，是否如此，已不可知。这在他自撰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踪迹可查。 　 三 布政使俗称“藩台”，主管一省的财赋与民政，与俗称“臬台”而主管司法的按察使，本是一省中的最高长官。明代中叶以后，各省添设巡抚，藩臬二司变成了巡抚的属员，而巡抚则成了一省的最高长官。到了清代，在巡抚之外又设总督，巡抚管一省而总督兼管二至三省，于是布政使的地位愈形低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裁去与总督同在一城的巡抚，广东巡抚亦在被裁之列，所以在岑春煊奉派为广东布政使时，他的直辖长官，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此人籍隶湖南茶陵，翰林出身，在年青时颇有勤能之称。只是他在出任总督之时年已老耄，子弟用事而颇通财贿，加以广东素有膏腴之称，谭钟麟在广州做总督，天高皇帝远，更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清代末年，督抚权重，藩臬二司对巡抚犹且唯诺恭谨，更何况乎总督？所以谭钟麟根本没有把这个出身纨袴膏粱的岑春煊看在眼里。却不料岑春煊自恃有皇帝为其奥援，对谭钟麟并无忌惮。更何况岑春煊此时正感激皇帝的异常恩遇，立志要在到任之后好好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这样一来，谭钟麟与岑春煊之间就有了问题。岑春煊所撰的《乐斋漫笔》，乃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他在广东与谭钟麟相抗的情形说： 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后，始有来控者。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谭督不从。余乃先撤其补抽厂坐办，翌日复邀集司道同寅，谒谭，请并撤其督署文案。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棹立碎，势张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请病假。谭亦自绌，即令臬、运两司来衙，逊辞谢过。会未几，余奉召，入都陛见，谭得电旨，立委臬司署理藩篆。余以漏夜备交代。南、番两县商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千人，各负薪米油盐至藩署大堂，堵塞不听行，更欲分队至督署为难。余亟出反复劝导，至相对泣下，久之始渐散去。所留薪米之属，为付善堂，乃得轻装驰去。谭督知余录王某控词全案以行，知入觐日必面陈其事，亟辇金入都，阻余北上。果奉“调补甘藩，勿庸来京请训”之谕，时余方行抵武汉也。遂自鄂入甘，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 谭钟麟之罢粤督，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记，乃是因为李鸿章在马关议和回国后，各项实职尽被开去，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空衔，失势无聊，在都中又备受攻击，亟欲谋一总督外放，故由荣禄为之设计，藉口广东革命党屡次滋事，谭钟麟无力控驭，所以易谭为李，以资镇慑。由此而言，则谭之罢督，主要原因实在由于荣禄之为李鸿章安排出路，而岑谭相攻，恰好使人相信谭钟麟官声不佳，更有理由可以将他换下而已。岑春煊说，谭督之去全由于他的奏劾之力，未免夸大其辞。不过，岑春煊以一个藩司的身份而敢与总督相抗，亦足见他的不畏权势，风骨峥棱。在清末政风萎靡，上下习于容悦相安之时，他的这种作风，倒也真可以廉顽立懦，振奋人心。岑春煊服官地方不久，便能有此表现，即刻使他得到了骨鲠强直的清誉。岑春煊的一生，瑕瑜互见，但其强直与清廉则最可取。上文已说到他的强直，下文再说他的清廉。 章士钊撰《孤桐杂记》，中间有一段关于岑春煊居官清廉，不贪财货的记述，说： 唐韦宙除广州节度使，陛辞，上为言曰：“番禺珠翠之地，贪泉足戒。”粤人好赂，自古已然。西林（按即指岑春煊）言，粤人之赂，均明白致之，号曰“公礼”。与人计事，以不收公礼为无诚意。彼开藩时，为米案接商人禀词，中夹票银四十万，骇而还之。继询知为公礼，与平常行贿有别。商人以是大戚，以藩台无意助己也。而西林卒右商，与总督谭钟麟互讦。清廷两解之，彼得调往甘肃。米商遮之，不听其行，自大堂以至东西辕门，皆为米包嗔咽，举足不得。西林朝服出迎，长跪与众商对话，称朝命不可忤，重来有日，暂不必噪。商尽泣，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未数年，西林果督粤。 这段话虽由岑春煊的自述而来，但亦确有事实可证。高伯雨撰《听雨楼随笔》说，岑春煊由广东藩司调甘肃，商民远送者极多，“万民伞”更是多到数不清。有一个商人作诗赞颂岑之德政，云： 仇在寅僚德在民，阮林蒋后此名臣。开藩粤东仅三月，咸道西陲第一人。 严饬吏员畴有是，只看文告已无伦。使君安得今还我，著手浑生五岭春。 诗虽不文，作诗人竟以岑春煊与清代广东督抚中最有名的阮元、林则徐、蒋攸锸相比，诚可谓赞美之甚了。 由于岑春煊强直而清廉的两项特长为清末一般官吏所不及，所以他在得到慈禧太后的倚信后，不久便能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清末疆臣中之重寄。至于他后来何以能得慈禧之信任，则在于庚子拳乱时的护驾之功。《乐斋漫笔》记此云： 在甘藩任半载，即有庚子拳匪之乱。八国联兵，京师危急。余闻之，亟言于总督魏光焘，愿率兵星夜勤王。魏意不欲余行，以饷绌兵单为辞。余曰：“本司库中，除正项外，尚存外销款一百三十余万。请以三十万供兵饷，调马队十营，即日可行。若总督故靳其事，本司有权自能出奏，从此辞矣。”即起立欲行。魏见状，知不可阻，遽离座遮留曰：“且共商行计。”余曰：“事势至此，岂容安坐细商?以甘省距京辽远如此，马队尽力奔驰，尚恐不及，步队更不必论。本司之意，现在仓卒召集，又须选择精骑，万一十营之数犹不能足，惟有先率在省马队三旗同行，一面请公迅调大兵，随后趱往。”……遂守候魏督立发电奏。时所调两旗尚未齐集，因留将领随后开拔，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省城取道草地北行，昼夜疾驰，故得于二十八日即抵都门。入觐之日，两宫奖谕备至。 …… 当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误信载漪、刚毅等人之言，纵容拳匪，酿成八国联军的大祸时，慈禧虽曾降旨令各省派兵来京“勤王”，事实上并没有哪一省的总督巡抚遵旨派兵前来。岑春煊虽然只是一名布政使，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表现得如此忠心事主，慈禧太后当然要对他奖勉一番，以作他人之表率，但岑春煊所带的马队总共不过“两旗”，而且因为取道沙漠边缘的草地趱程前进，沿途无处可以补充给养，所以他事实上带到北京来“勤王”的兵，不过只是他本人以及随带的卫队数十人，其余马队，尚在甘肃来京的路中。慈禧太后在问明此种情形之后，不免感觉到啼笑皆非。吴永所撰的《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此事，曾说： 岑本在甘藩任内，闻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余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余人，合计不过二千余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陛见时，大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即于该处驻扎，备俄人侵入。盖聊以藉此安顿也。 由这一段话，更可知道岑春煊的“勤王”，在最初时并未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他后来之所以能藉此得邀殊宠，被慈禧目为患难中的救星，还是在慈禧出都以后的事。所以然之故，亦因为他所带部队的来路，恰好就在慈禧逃出北京的路上，机缘凑泊，十分合适，所以才能为岑春煊带来此后数年中的异常好运。光绪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北京为联军所攻破，慈禧挈同光绪在城破之时仓皇出奔，情形甚为狼狈。其大致情形，可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中的概括叙述显示其一斑。下面先抄录《清代通史》中的一段文字。 二十日城破，禁军皆溃。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是日，百官无人入朝者。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暮至贯市，马玉昆以兵千余人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以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为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护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曰：“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一生中所感恩报德的人只有三个，一是后来官至四川总督而卒谥勤惠的吴棠，因为他当慈禧父死还京，穷困不堪之时，曾经专程前来吊唁，又致赠厚赙，故而慈禧终生感念，虽其人碌碌，仍旧要把他擢升为总督，且屡予美缺，以示报答。二是庚子西狩时途经怀来，怀来知县吴永竭力办差，使慈禧从此得脱困厄，因此感其忠悃，后来亦时时照拂，恩眷始终不衰。至于第三个，就是在西狩途中随扈保驾的岑春煊了。与吴永相比，岑春煊在国家板荡之时所表现的忠悃，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何以吴永在后来官不过四品的道台，而岑春煊却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远非吴永之能及呢？这其间的差别存在，说穿了并不稀奇，无非是吴永不善于把握机会，乘机建立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而岑春煊则长于此道而已。在君主专制时代，最接近统治人物的人，最容易得到权势和地位。岑春煊懂得此一原则，在没有机会时尚且要设法制造机会，在机会来临时又岂肯让机会轻易错过？加上他天生具有粗疏豪迈而不畏艰难的勇悍性格，遇有困难，亦毫无瞻顾，直前不顾，于是便使慈禧太后觉得，岑春煊的忠而忘身，确实是可以付托大事的可靠之人。相形之下，吴永秉持儒家忠恕思想所表现的谦恭退让，便不免着着落后而相形不如了。这只要在西狩途中所经历的两件事中，便可见其差别。其一是派委粮台督办的事，其二是与宫中大总管李莲英相结纳的事。 　 四 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所说，皇太后及皇帝一行在怀来县息驾三日之后起程往西，随行的官员、随从、夫马等等已经为数不少，加上马玉昆与岑春煊的扈从兵马，人数共有数千。由怀来县一路西行，势必需要有人在大驾到达次一站之前，预先在前站备办食宿供应，其名曰“办理前路粮台”。大驾启行之前一晚，忽由宫内传旨，军机大臣奉上谕转知，着吴永办理前路粮台。吴永奉旨，错愕不知所出。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此去一路向西，所经过的尽是一些偏僻贫穷的小县，时当兵燹之后，人民流散，商贾歇业，遽然要在大驾到达之时备办数千人食宿所需的柴蔬盐粮，实在万分困难。吴永自己，是以怀来知县的身份办过这种差使的，知道其中的苦处。如今他本人既无兵马，又无银两，如果前站地方以无法措办为藉口，地方官本人顶多丢掉纱帽，吴永是奉旨办理粮台的人，到了临时，又从何变出足够数量的柴蔬盐粮来供应几千人的食用？第二天到达沙城巡检司驻跸，所面临的果然便是此一情况。安顿大驾甫毕，即有“各王公府箭手，及诸色太监勒索车辆马匹。京官亦有陆续赶到者，皆纷索供应，正扰扰间，又有武卫左军多人，直前围逼，问予索粮饷麸料，曰：‘尔系粮台，分当供给军需，岂能任意推诿？’众口喧呶，举枪扬刃，其势甚汹汹。”处此情况之下，吴永毫无办法。最后他虽然以一哭解围，然而自念来日正长，何堪受此缠扰？几经思维，觉得岑春煊现带有饷银五万，又有步骑兵队可以弹压，不如向慈禧太后保奏，请以岑春煊担任督办而自居会办地位，当不致贻误公事。此一想法，在慈禧自然乐于同意，可是岑春煊那方面的反应，却全然出于吴永的想像之外。 “办理前路粮台”虽然只是一份临时性的职务，但因所办乃是包括太后皇帝在内的供应差使，如果要假借太后与皇帝的声势，便俨然是钦差大员的身份，尽可以对地方官指挥呼叱，予取予求。吴永不懂得这正是一个巴结太后的大好机会，轻易就把督办的名义让给了岑春煊，在岑春煊自是求之不得。但即使如此，他却不愿意领吴永的情。原因是吴永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知县，官阶太低，将来总不能让人批评，说什么“岑春煊枉自做到二品藩司，他奉旨督办前路粮台，还是出自吴永的保荐！”因此他不但不肯感谢吴水之保荐，更在处处地方与吴永故为异同，藉以显示他之高出吴永，不需要吴永之保荐。至于他受命督办前路粮台之后的表现，更与吴永大不相同。《庚子西狩丛谈》记此云： 岑自得督办名义后，沿途即大肆威福，对于地方供应官吏，往往非法凌虐，恣睢暴戾，气焰至熏灼不可近。天镇令闻驾至宣化，当即恭备一切。后以在宣化连驻跸三日，食品皆臭腐，临时赶办不及，岑乃大加逼责，令无奈，至仰药以殉。及至山阴，情节略同。岑复严责县令，谓：“看尔有几个脑袋？”山阴令惶急失措，见予即跪泣求救。予婉词慰藉之，并为之向内监疏通，因劝岑稍从宽假，勿再演天镇惨刷。岑乃大恚怒，谓予久任地方，所以袒护州县。因此辄至相龃龉。…… 岑春煊与吴永相龃龉，他并没有占到便宜。原因是吴永此刻尚随侍大驾西行，慈禧对他的印象正好，岑春煊没法说他的坏话。但即使如此，岑春煊却能以沿途接近的便利，与慈禧所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称之为“老叔”，并且几次托他在慈禧太后跟前设法中伤吴永。吴永之所以会在后来被外放至广东，无法再蒙慈禧之恩眷，原因便在这里。由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得出来，岑春煊与吴永虽然在这段时间中“比肩事主”，而由于岑春煊之处处力求表现，锐意进取，自然容易使慈禧觉得他是一个竭诚效力的“忠臣”。加上他的“保驾”行为又使慈禧得到安全的感觉，岑春煊在慈禧心目中的分量，自然一天天地加重了。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与臣下的关系，同主人与奴才下人的关系很相像。亲贵大臣的地位，很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得力干仆或管家之类，地位虽然重要，其见信于皇帝或主人的程度，却未必就能及得上另一些地位极亲的近臣或宠仆。岑春煊做到尚书、总督之后，本来已经是国家的大臣或重臣了；但因他早年曾因扈从保驾而深得慈禧的信任，在大臣之外，又兼具有近臣的性质，于是就使他的身份与一般的大臣不同，在君臣之外，更有家人一般的情谊。亦正因为如此，所以岑春煊才敢在外任督抚之后，以打破情面、不畏权势的大胆作风从事各种兴利除弊的革新，其后更与瞿鸿禨合作，力图打倒庆王奕劻与袁世凯的联合势力，凡所作为，大有可称。虽然他的进身未必全由正路，他在掌握权力以后所做的事，却很可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岑春煊与清末一班朝中大臣的不同之处，便在这里。 　 五 慈禧及光绪逃难到达西安后，岑春煊护驾有功，名正言顺地由甘肃藩司升为陕西巡抚。不久，山西又发生教务纠纷，原任山西巡抚锡良应付失宜，在河北境内的八国联军有藉口入侵山西之势。军机大臣中本来有人与岑春煊不睦，此时便乘机以岑春煊长于治兵为名，奏准慈禧太后，将他调为山西巡抚。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藉此将他排挤出外，以免他的政治行情继续高涨。但因岑春煊的官运亨通，他的幕宾中有两个极为杰出的人材，使得他在应付很多棘手的政治问题时都能从容应付，于是，每更调一处盘根错节的多事之地，愈增加一分他善于应付繁难的声望。这样，终于使他在一调再调之后，很快地由巡抚升为总督——先调四川总督，再调两广总督。 说起岑春煊的幕府人才，很容易使人想到张鸣歧。此人在三二九广州革命之役时官居两广总督，黄克强先生指挥的广州革命后来不幸失败，主要原因便是革命党人在攻入督署时捉不到张鸣歧，以致革命军在清军的四路包围下陷入孤军苦战，终于全盘挫败。张鸣歧在清末虽然官至总督，他的出身却由岑春煊的幕僚得保而来。胡思敬《国闻备乘》说： 岑春煊入秦，擢陕西巡抚，宠任甚至。上方供用，日限三百金，内外整饬有法。凡所规画，多采厨幕客张鸣歧之谋。后调抚山西，移督四川、广东，皆挈以俱行。至桂林，为捐双月道员，上疏论荐甚力。旋放太平思顺道，遂擢广西藩司，升巡抚，年甫三十，封圻中所仅见也。 张鸣歧成为岑春煊的得力幕宾，其建交之始，还是岑春煊在北京做纨挎恶少的时候。汤用彬撰《新谈往》说： 春煊少坼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宴如也。以狎优之暇识何威风，间接识张鸣歧。鸣歧后来事业，俱发轫于韩潭之间，而世人不知也。 “韩潭”，即是北京的韩家潭，清末的有名戏班均聚集于此。岑春煊在韩家潭玩戏子的时候结识了张鸣歧，以后他外放为布政使，就把张鸣歧请了去做他的幕宾。张鸣歧后采脱离岑幕，由道台而藩司，而巡抚，而总督，一帆风顺。这固然与岑春煊的故事无关，而张鸣歧在岑春煊幕中的时候，却曾为岑春煊策划过一项空前谋议；直到现在，说起来仍可使人听来极为震撼。其事见于王照所撰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九，诗云： 召乱人知是牝鸡，来苏我后正同篌。将军手把黄金印，不许回銮愿向西。 此诗后所附的注释，是： 驻跸太原多日，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种种条件，皆可因倚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怀愍徽钦之祸，万万不容拟议，其理至显。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歧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且素以夤缘太监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陕，得升陕抚，与袁世凯宠遇不分上下。高观宇文泰分道扬镳，非偶然也。 王照以保皇党的身份痛诋亲太后的岑春煊为“奸人之雄”，这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使然，无可厚非。不过，王照虽然骂岑春煊是奸人之雄，岑春煊却不一定就是奸雄。《凌霄一士随笔》中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论评，说： 庚子之役，岑春煊以甘肃布政使率师勤王，护驾西行，遂邀西后特赏，迁任封疆。相传其时春煊初拟助帝收回政权，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乃不敢发，而益自结于后。论者多病其不能见义勇为，然封疆重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奇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 就事论事，张鸣歧所建的计策虽奇，究不免有太多的冒险成分；岑春煊自顾力量不足而未敢行险侥幸，亦不能说完全不对。只是，张鸣歧以少年幕僚而能为岑春煊画此奇策，足见其见解十分高超；而岑春煊幕中能有张鸣歧这样杰出的人才，亦可见岑春煊之善于用人。在张鸣歧之外，另一个杰出的幕宾人物，乃是岑炽。 黄浚所撰的《花随人圣盒摭忆》，收录有岑炽的传记资料两种，介绍芩炽的生平事迹甚详。据陈澹然所撰《岑炽轶事》说，岑炽与岑春煊同出余姚岑氏，春煊籍广西而岑炽世居余姚。早年时，以捐职的县丞服官陕西，曾居陕西藩司陶模及甘肃藩司曾鉌幕府，有声于时。及岑春煊继任甘肃藩司，仍礼聘岑炽居幕中。其后岑春煊带兵勤王，升巡抚、升总督，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岑炽皆在春煊幕中，前后历时几有十年之久，举凡岑春煊的一切重要行动，大多出自岑炽的策划。其情形略如下述： 己亥，西林岑宫保春煊官陇藩，闻其状，亟礼致幕中，佐岑几十年，名益重而迹益奇。庚子，两宫幸山西，岑公誓师入卫，先生极赞之。岑公乃以眷属托先生，两人挥泪而别。未几，岑公以卫驾功，擢秦抚，屡电乞佐之。先生复书曰：“公能兴礼乐，其当驰驱以报其意。”盖以讽之也。岑公曰：“唯命”。先生乃入秦。辛丑，岑公移抚晋，而联军方入固关，晋危甚。先生为画策却之，敌乃退。壬寅，岑公督蜀，平巨乱。移督两粤，平桂疆，辄任先生总文案。内则室家，外则印旗文电咸属焉，礼谊在师友间，情益笃。倚任之重，近世寡俦，顾未有因其参枢而一肆讥评者。清季大府幕宾，争纳馈，高者亦希荐擢，为进取阶。张制府鸣歧，即以岑幕起。先生处大幕二十年，寮桌馈遗，未尝一纳，闻者怪之。久之，岑公重其奇节，劳苦功高，屡思荐举，以为己副，先生辄峻却之。客曰：“公参帅幕，独却荐，何也？”先生笑曰：“达官多骄慢，幕居宾礼，始克谏诤，荐则一属僚耳，尚能行吾志哉？”曰：“公既不官，县丞末吏，奈何不并去之哉？”先生复笑曰：“幕之为职，合则留，不合则去。县丞虽末吏，五斗米尚足赡吾家。吾之不弃原官，犹农之不弃其产也，去此奚为？”其高洁如此。天性清直，见亲贵贪黩，常扼腕愤叹，深惧国祚倾移。独见岑公当重寄，嫉恶太严，则切戒以防其过。当岑公之移邮传部尚书也，势驳驳入枢府。先生叹曰：“过刚则折，微特不克报国家，且恐为佥壬所中。”濒行，谆谆以“疏不间亲，相机而动”惕之。及岑公入觐，劾亲贵，亲贵嫉之，复出为粤督。先生叹曰：“国事不可为，西林尚能赴粤耶？”急致书请退，岑公纳之。既退，而先生亦返姚江，不复与人家国矣。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之所以能成就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得力于诸葛亮与庞统的赞襄谋议，在伐蜀之前的联吴、拒曹，一切奇谋秘计，悉出此二人的筹画，刘备不过拱手受成而已。其后庞统死于伐蜀之役，当刘备决心大举伐吴之时，诸葛亮力谏不从，被留在成都辅佐世子留守，结果刘备就在伐吴之战中大败而回，终于病死在白帝城。演义的叙述与正史当然有距离，但《三国演义》所写的刘备，倒很像是这里所说的岑春煊，而岑炽就是岑春煊的诸葛亮。由上文所引的岑炽轶事可以知道，岑春煊生平所做的重大施为，凡是有岑炽在旁为之画策定计，其最后的结果必定十分圆满，反之就必无把握。尤其是在光绪乙未政潮未曾发生之前，岑春煊以调职四川而中道突请入觐，于奏对时面劾庆王贪黩乱政，及奉旨调补为邮传部尚书，又以未到任的尚书劾罢在职的邮传部侍郎朱家宝，都是岑炽所曾频频劝诫，而为岑春煊所未曾接纳的轻率举动，其所产生的结果十分恶劣，亦早在岑炽预期之中，只因岑春煊不纳其谏，方有后来的蹉跌。凡此具可见岑炽其人在岑春煊政治事业中的重要性。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很可以认定，岑春煊在调补山西巡抚及升调四川、两广等地的总督之后，所以会有后来那些轰轰烈烈的功勋，大概都出于岑炽的策划；而岑春煊入京之后所招致的失败，亦正因为不肯接受岑炽的随时匡正之故。由此而言，岑春煊的成功，大致不出于两项因素：一是因为他的幕中有奇材岑炽张鸣歧等人，而岑春煊又甚为倚信，所以凡事都能有良好的建树；二是岑春煊的性格虽然粗率轻躁，在清朝末年，他总还算是一个肯做好官的人，而且又能知人善任，能有岑炽张鸣歧这样的人才为之辅佐，终于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明乎此，我们对于岑春煊之所以成功及所以失败，亦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不致因他前后行事之优劣迥异而感到讶异了。 　 六 岑春煊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由山西巡抚调补广东巡抚，尚未及入都陛见，即因四川各地会匪蜂起，而临时受命署理四川总督，带兵入蜀平乱。川事方定，广西匪乱又炽，于是岑春煊又被调为两广总督，督办两广军务。岑毓英当年曾有独力剿平云南回乱的赫赫战功，岑春煊既为“名父”之子，对于带兵打仗自然很是专长。所以他在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任内所建立的功绩，都以治兵平盗著称。此外值得特别称道的，则是他那种强直勇悍，立志要铲除贪污，澄清吏治，以至不惜与朝中权贵周旋到底的旺盛斗志。岑春煊在清代末年之得享大名，并不在他的军功，而在他这种清廉强直，为人津津乐道的特殊风格。 光绪二十四年岑春煊初任广东藩司，就曾因立意参劾总督谭钟麟所包庇的大贪官王某，而与谭督拍桌互诟。虽然岑春煊因此而被调往甘肃，他在广东百姓心目中所留下的良好印象，亦是永难磨灭。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奉旨调署两广总督，命下之日，广东百姓欢声雷动，以为朝廷果有知人之明，能够让岑春煊这样的好官有出头的机会，无不希望岑春煊到任以后，能够痛惩贪污，与民更始，好让久受贪官污吏迫害的穷苦小民出口怨气。岑春煊到广东之后，果然不曾在这方面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在粤三年，除了大部分时间在广西从事剿匪工作外，在广东就曾做过两件打老虎式的惩贪案，使人看了十分痛快。由于这两件惩贪案中的一件牵涉到其幕后的包庇者，而此包庇者恰好又正是清末最有贪庸之名的庆王奕劻。这样一来，岑春煊在广东老百姓心中固然博得了好官之称，他与奕劻间的仇隙，却已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这与后来的丁未政潮亦有因果关系，需要先提出来大致一说。 岑春煊在广东所办的两大惩贪案，一件是南海县知县裴景福的贪污案，一件是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额税款，并以之通赂庆王，充任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经岑春煊发其奸慝，查追赃银数百万两，并削夺官职案。这两大惩贪案中的主角，所贪赃银各达数百万两之巨，在当时可说是骇人听闻之事。尤其是周荣曜，以一介书办，居然能在贪得如许巨款之后，摇身一变而为出使外国的公使，清朝政府的政治腐败情形，亦可说是事实昭彰了，关于裴景福案，岑春煊所撰的《乐斋漫笔》说： 余于戊戌岁开藩粤东，虽仅七十日而去，然于察吏安民，理财禁暴，分所当为之事，未尝一刻去怀。粤省本多宝之乡，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其间最以贪名者，当推王某裴某二人为巨擘，余在任时备知之。为欲依法严惩，以谢粤人，会匆匆交代，仅劾罢王，未遑治裴也。及癸卯再莅两广，裴犹官南海县知县如故，而其恶益稔。顾心计独深，工于舞弊，凡所受纳，皆无迹可寻，狡狯殆尤有过于他人。余特疏劾其声名狼藉，请革职看管，出示招告。裴平日能以小惠结民心，竟无人发其罪恶。乃自愿罚锾充饷，冀免久禁。缴款未足，辄伺隙逃入澳门，贿荷兰人为之护符，抗不归案。余以外人庇及刑事罪犯，侵我国权，断难隐忍，乃派员乘兵舰至澳门守提，迭经据理力争，几至决裂，而卒获引渡。遂治以应得之罪，奏请充发新疆，即日押解启程。该犯至是无可逃免，始离粤以去。一时人心大快，即海外民党报纸，亦同声称道，足征此事为国人所共许。迄今粤人有言及王、裴者，犹深恶其为人也。 这一段文字中虽未指出此“裴某”是谁，而据《清德宗实录》的记述，此裴某实即裴景福，进士出身，在广东历官陆丰、番禺、潮阳、南海等县知县，光绪三十年被岑春煊以贪污罪劾罢，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由于裴景福宦囊甚丰，鼎革之后，被他花钱运动了有关方面，竟然平安释回。民国三年，且曾出任安徽省公署的秘书长，及政务厅厅长。由于岑春煊写回忆录时裴景福已成了民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不便显斥其名，所以仅只称之为“裴某”而不名。至于岑春煊奏劾其罪时所胪举的贪赃事实，仅只收受卢华富等四案陋规而经广东臬司查出的，即有银元二十二万四千二百余元，其他无法查出者不详。此事在当时并且被人编写入有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三回中，裴景福之名被改成裘致禄，广东南海知县则被改成福建侯官知县，其余大致仍是实事。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将书中所写查出一对，必可得会心之一笑。至于周荣曜案的大致情形，《乐斋漫笔》中亦有记述，云： 粤海关监督向为膏腴之地，承平时恒为满人所据，积弊日甚。部定额征每年五百万两，历任监督，均由内务府奏派，一年一更。旗员视为利薮，所派之员，每年解部额均在三百万左右，无一人能解足。余奉命监督，即令奏调之冯嘉锡、朱祖荫两人充该关提调，认真整理，是年即征得六百六十万两，奏明以五百八十万两解部，留八十万两充本省经费。奏入，即奉命裁除内务府派员，以后即归总督监督。并查获舞弊侵饷之库书周荣曜，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与官绅往还，俨然世禄。当谭钟麟督粤时，王某倚势相结，得其重赂，荣曜亦恃有护符，隐其蠹国病商之罪，益自骄纵。遂纳贿京朝，广通声气，得庆亲王奕勖之援，筒任出使比国大臣，尚未出洋。余发其奸罪，奏请革职查抄，凡积年赃款，达数百万之多。以一簿书小吏而拥赀至此，并得滥窃名器，贻笑友邦，果谁尸其咎欤？ 按，清代的各处海关税关，素来是满清政府用来调剂其奴才下人的肥缺，非内务府官员不能充当。但是，充当海关税关监督的内务府官员虽有巨额税金可贪，却不能全归自己所得，自慈禧太后以至宫中掌权的太监处，都需要有所“报效”。王照所撰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诗》中，就明白说到，海关与税关都是慈禧所卖的各色差缺之一。既然得到此差需要化钱买缺，则得缺之后的乘机渔利，自是必然之事。只是，关税能收至六百余万而报解只三百万，则是一半以上的收入已进了私人的囊橐。而监督侵渔于上，书吏舞弊于下，以一名书吏而积赀数百万两，悉出于历年的侵吞舞弊所得，国家与商民的损失亦未免太大了。清代末年，米一石不过银二三两而已。积赀银数百万两，以米价折算今日的币值，已将近美金五千万元之谱。以如此蠹国病民的贪污书吏，竟然可以在通赂权门之后，派充为出使外国的钦差大臣，实在太骇人听闻。在奕劻主持下的满清政府，如此蔑视纪纲，罔顾法律，自难免使自诩清直而行事强悍的岑春煊极端痛恨。岑春煊后来之与瞿鸿禨互相结纳，因倒庆而希望一并倒袁，其远因已伏于此。 　 七 岑春煊做两广总督，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卅一年，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为了整肃贪污，除暴安良，他对于所辖文武官弁中的不肖分子大力斥革，于地方上的豪劣绅矜亦全不姑息，因此博得了“屠官”的恶谥，与张之洞、袁世凯同称为督抚中的三大杀手——张之洞屠财，袁世凯屠人，而岑春煊屠官。斥革贪劣与裁抑豪强所招来的结果如何？可以先看看胡思敬《国闻备乘》中的一段记述。 《国闻备乘》卷一，《袁岑气焰》一条说： 戊戌政变，袁世凯首发逆谋。庚子避兵西巡，岑春煊沿途拥卫入关。由是皆有宠于太后。余观二人举动，亦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尽恃宠也。张翼以小吏给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驳驳大用。世凯参其私鬻开平矿产，解职，涉讼英廷二年，快快归，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总兵，本近支宗亲，兄弟子侄布朝列。奸人盗卖陵地，用左翼印契，世凯复劾罢之，其锋芒亦可畏矣。春煊气力更出其上。粤绅有周荣曜者，初由关吏起家，积赀数百万。春煊瞰其富，折简招致署中，责报效。荣曜不应，私辇金入都，求通奕劻之门，遂简四品京卿出使比利时。春煊怒曰：“奴子乃狡狯如是！”即日参其私蚀关税，请削职监追。荣曜奔香港，尽籍其产入官，奕劻熟视，不敢出一辞救也。既而铁路议起，春煊请派捐，粤人不允，请招股。春煊曰：“是把持也”，捕倡议道员黎国廉下之狱。全粤绅民皆愤，推前闽浙总督许应驶为首，联名上诉。诏周馥按问，亦莫能直也。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所以有“屠官”之称，乃是由于清末的吏治败坏已至极点。官职既以贿买而来，既莅官之后，自必多方搜括以求盈利，而卖官鬻爵的中心即是以奕劻为主的满清政府。这种情形，看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即可了然。而这些书中所写的论价买官，以及不顾廉耻，百计营求等官场黑幕，大致都有事实可按。既然官场中所充斥的都是这些寡廉鲜耻的阒茸无能之辈，为了振饬官常，澄清吏治，当然需要大刀阔斧地从事整顿斥革，不能姑息苟且。所以，岑春煊在当时虽有“屠官”之称，如果所劾罢的都是卑劣无耻的贪庸之辈，则他的大举澄汰便是正当之举。所成问题的是，这些被岑春煊大批斥革的贪官污吏，也许正是从奕劻那里花钱走了门路到外省来做官的人，一旦被岑春煊劾罢，自不免赴恕于他们的幕后支持者奕劻。何况岑春煊在劾罢周荣曜一案中，更曾彰明较著地使奕劻难堪，久而久之，如之何不使奕劻恨之刺骨？奕劻有袁世凯为之羽翼，而袁世凯又自有其扩张地盘的政治野心，两人的目标相同，岑春煊自不免要遭受暗中排挤。关于这一层，又可以岑春煊自己所说的话来印证。《乐斋漫笔》云： 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首以雪耻自强为询，余曾力陈兴教育、明赏罚诸大端。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于时袁世凯新得北洋，方务内结亲贵，外树党援，以遂彼窃国之谋。藉口于新政，于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独心忌两广隐为梗阻，久思排而去之，顾未能也。粤乱既平，两宫稍释南服之忧。适滇边片马交涉事起，乃得所藉口，移余总督云贵。… … 岑春煊调云贵总督，是光绪卅二年七月间的事。调职的理由，便是因为云南方有边患，非得干练知兵如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所以由奕劻以军机领袖的身份向慈禧太后提出，慈禧太后为了顾念边防安全，自然需要同意。于是；原任云贵总督丁振铎被调为闽浙总督，原任闽浙总督周馥调两广，而岑春煊则由两广调督云贵。清代的各地总督，以直隶总督的地位最高，两广总督的缺分最肥，陕甘与云贵则是总督中最苦的缺分。不仅如此，两广虽远在南服，自从轮船与火车先后开通之后，与京师之间的几千里路程已经不算远，彼此间的消息传递，也很灵通，换了云贵，就不同了。原因是云贵至京师全恃驿路，最快也得走上三四十天，不但消息隔膜，来往一趟更不容易，把岑春煊从两广调往云贵，从此可以将他与慈禧太后远远隔离，以免他借事与庆、袁为难。而周馥乃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两广总督给了周馥，又无异将两广收入了袁世凯的势力范围，一举两得，再好没有。由岑春煊的立场看，这不过是袁世凯攘夺两广地盘的野心；但如从庆、袁勾结的情形看，将岑春煊贬往边陲僻远的贫瘠之地，恰好又遂了奕劻的报怨之心。所以，岑之由粤调滇，事实上应是庆、袁二人联合排挤岑春煊的第一步。虽然《乐斋漫笔》中未曾说明，事实上仍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岑春煊奉旨调督云贵后，第二日续有电寄上谕，大意说：“着周馥即赴两广新任。丁振铎着俟岑春煊到滇后即行赴任，均着毋庸来京请训。”这一道电旨是个很大的败笔，它使岑春煊和他的幕宾岑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原来奕劻和袁世凯是要设法阻止他与慈禧太后见面，然则调滇之目的自显然在藉此疏远太后对他的眷注，这种动机太可恶。惟其因为有此念头横亘胸中，而岑春煊又不能显违朝旨，惟一的对策就是藉口有病，在行抵上海时逗留不去，以进一步观察庆、袁的动向。于是他在交卸粤督之后便由轮船北上，到上海就藉病请假，名曰“就医”，而且一医就是半年，所恃的理由是连年在烟瘴之地带兵打仗，久已有病在身，暂时不能长途跋涉，请俟稍为痊可后再行赴任。自光绪卅二年九月拖到翌年正月，云南片马方面的交涉事件已经不能再等，而岑春煊却仍然没有病愈销假的模样。奕劻看看不能再拖，只好另外请旨，将四川总督锡良就近改调云贵，而以岑春煊填补锡良所空出来的四川总督。恰好，在这段时间中先后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变化，政治气候好像变得逐渐对庆、袁不利，于是，岑春煊的下一步计划也要改变了。 由光绪卅二年秋间到卅三年春间，朝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二。首先是传说了很久的新官制案，终于核定公布了。但新经核定公布的官制案中，并未实现传说已久的责任内阁制度，旧的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许多传说将要裁撤的机构也依然未裁，而军机大臣中却有四位因改官制而变成专管一部的尚书，不再兼具军机大臣的身份。这四人中有徐世昌，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庆、袁一党的重要人物。相反地，与庆、袁敌对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却仍以军机大臣兼任外务部尚书，不受新官制的影响，也仍然与闻枢务。这显然表示庆、袁所主持的修订官制案被瞿鸿禨所扼，奕劻和袁世凯在和瞿鸿禨的暗斗中落败了。于是，袁世凯请求开去直督兼北洋大臣本职以外一应兼差的奏疏，也已见诸邸报，北京的政治气候，好像对庆、袁颇为不利。这是第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至于第二件，则是东三省建立行省之说行将成为事实，新行省的一总督三巡抚，据外间的传说，也将为北洋系人物所一手包办。这表示庆、袁派的势力虽然在新官制案上受到了挫折，在东三省方面却大有所获。为了把握时机展开对庆、袁的打击，军机大臣瞿鸿禨寄来密信，希望岑春煊以奏请入觐为名，突然入京，以便与京中的反庆、袁力量配合，一举攻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