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成为国歌的(三)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宗亲会 来源:信息来源 2008-07-14 11:21
文章摘要
                  绝唱,成为国歌而永恒 被大画家徐悲鸿提名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30年代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女儿》时所创作的主题歌。30年代的上海,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跑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上海人民在中国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抗日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时他才19岁,是一个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音乐天长,起初他加入了“明月歌舞团”当一名小提琴手,他对当时团里的演出方向很不满,因为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式格格不入。聂耳感到苦闷,想寻找中国共产党。正在这时,田汉找他作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聂耳虽然年轻,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1928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主义青年团,以后离开家乡,闯荡江湖。为响应党的兵运工作的号召,他在旧军队里当过一阵子大兵。在广东,还进过欧阳予倩主持的戏剧研究所。他热爱音乐,迫切地想掌握音乐技巧和作曲,并想知道怎样运用音乐武器为革命事业多做点工作。田汉就当前的形式和党的文艺战线的任务和聂耳谈了许多。他们一见便成知己。以后,田汉又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和安娥、任光、张曙等同志一起工作。由于他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的生命发出了更大的光辉。1934年,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充分展示了他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才华。在《扬子江暴风雨》演出中,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帝国主义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镇压,田汉的儿子天申扮演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带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入黄浦江中,并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拿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在全剧的高潮中,观众群情激昂,都站了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雷鸣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天申躺在聂耳的怀中,感到他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他哪里是在演戏啊!他是以全部生命和全部热血,投入了抗日的斗争!聂耳并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天长,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他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喜爱和广为传唱的歌曲,而绝大部分是和田汉合作的,如电影《母性之光》的《开矿歌》,电影《桃李劫》里的《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的《媚娘曲》等,这些歌至今还广泛流传。他无愧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写了一个电影剧本《风云儿女》,是写“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坚决走向抗日民族的故事。稿纸共写了15章页,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酝酿构思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的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公司。歌词唱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台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的剧目后回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台本由夏衍同志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同志从烟纸上仔细地抄了下来。当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处首先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天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他拿去以后很快完成了。这是他和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这支雄伟的战歌,也就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影响国内外,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在“左联”的党组织受到破坏,田汉和阳翰笙同志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通过党的关系离开上海赴日本。但是谁能想到仅3个月以后,即1935年7月17日,聂耳因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竟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中国人民的一代音乐天才,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从此永远离开了人间。《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子,成了聂耳的绝唱。他的灵魂和生命似乎全部溶化在这首曲中了。当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这个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写了一首挽诗以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的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生死。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化作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永远地飞走了。但他和田汉共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他短暂的人生中最后的一篇杰作。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到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走上抗日的前线。       在中华民族抗战的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非常惊异;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到有人在自行车上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以为是中国人,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美国的黑人歌王罗伯逊常在音乐会上用中国话唱这支歌,引起轰动,后来还以《起来》为名灌制了唱片,影响极大。这些都足以证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度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雷尔·爱波斯坦在评价《义勇军进行曲》时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爱波斯坦的感觉是非常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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