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张其锽

吴佩孚与张其锽 瞿泽方 一 概论很早就听父亲说，五姨公张其煌（张其锽是我祖母聂其璞的姐夫）与吴佩孚是生死交。而按照历史课本的说法，北洋军阀都是连年内战，祸国殃民的，吴佩孚更是镇压“二七工人大罢工”的罪魁。对于一个只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学生来说，免不了要产生困惑：为什么要与吴佩孚这样的北洋军阀结为生死之交呢？近来看了一些吴佩孚的传记资料，才知道不能这样机械、片面地看问题。北洋军阀中的确有借助外国势力而穷兵黩武的，如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等；也有昏庸无能的，如贿选总统的曹锟；还有残害、鱼肉百姓的，如张敬尧等。然而，北洋军阀中也有一些有军事才能、主张抵抗外敌并重视个人操守的人才，如吴佩孚和冯玉祥。冯玉祥因为后期反蒋并主张抗日，已经获得了太多的颂扬，而吴佩孚却极少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实际上，吴佩孚有胆、有谋、有勇、有略，是北洋期间少有的军事天才。他练兵力避北洋军的恶习，以军纪为第一，又着重严格训练，所以他的队伍英勇善战，他打仗连战连捷，有“常胜将军”的称号。董必武曾有一段话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多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置器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代的那些军阀大都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见《群众》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吴佩孚一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痛恨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吴佩孚最为闪光的是他的晚年。1932年初，已无一官半职的吴佩孚到北平定居。张学良率领北平全体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吴佩孚痛恨张学良不抵抗而失去了东北，故意不与他周旋，上了汽车就走。当晚张学良到私邸来拜望他，他一开口就责问张学良：“你为什么不抵抗？”当时恰值沪凇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浴血抵抗大举来犯的日军。吴佩孚在北平疾言厉色，力促东北军反攻并南下增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吴佩孚来不及撤离，陷于北平。1938年秋天起，日方即由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主持，千方百计诱劝吴佩孚出山，许愿他种种名义，让他招收旧部建军三十万，希望由他出面，主持中日和议。然而吴佩孚大义凛冽，任凭日本军方的威胁利诱，软缠硬磨，屹然不为所动。土肥原为此前后耗资3000多万日圆，结果一无所获，连自己在特务机关里的职位也丢掉了，于是埋下了日本军方恼羞成怒，阴谋刺杀吴佩孚的祸根。民国以来，一般军阀政客，谋求毫无节制的更大欲望，如事不成，凭借手中的枪杆子，倒戈相向；或见势不利，不知有耻地求庇于外国势力，以图卷土重来，再执政柄。这些上层社会人物，真是正义沦丧，廉耻扫地，混战不休，民生凋敝。所以吴佩孚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以誓死决不背信弃义和决不托庇于外人标榜自己，鞭挞别人；以生死不足动其心，夷险不能移其志而昭示于天下。综观吴佩孚一生，我们可以批判他作为北洋军阀的立场，却不得不钦佩他在无兵无权的情况下，以一故臣孽子力抗顽敌而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的民族气节；钦佩他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愿流离颠沛也决不跨进租界的骨气；钦佩他不积私财的清廉作风；钦佩他有勇有谋，善于用兵的军事才能。  二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吴佩孚生于1874年4月22日，山东登州蓬莱县人。吴佩孚的童年，家境十分贫困，父亲吴若水依靠祖上传下来的一家小杂货店，做点小生意。父母望子成龙，6岁时将他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887年，年仅13岁的吴佩孚不幸丧父，孤儿寡母，家世更加寒微。母亲张氏是一位克勤克俭又有远见的良母，自己含辛茹苦，也要让吴佩孚读书，培养他成材。家贫出孝子，也出人才，吴佩孚在贫苦的生活环境和母亲的严格管教下，刻苦攻读。晚清政府由于内忧外患而编练水陆军队，而且发厚饷，水兵每月饷银二两四钱。吴佩孚虚报了年龄，赴登州水师营当学兵，每月将所得银两尽数奉母养家。水师每周只有两天上课操练，他就一面当差拿饷银，一面可用五天的时间读书作文，继续勤学不断。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2岁的吴佩孚通过了县试后又去参加登州府的院试，报考秀才功名，结果榜发得中秀才，从此有了进身之初阶。吴佩孚拿到秀才的功名不久，没想到因为多管了一次闲事，平白地闯下一场大祸。他得罪了有势力的乡绅，在家乡无法立足，不得不流亡外乡，一路流浪到了京城。当时是1898年初春，吴佩孚在街头顶着大雪以出售春联为生，春节过后改为摆测字摊算命卖卦为生。一天吴佩孚巧遇来京做生意的堂兄吴亮孚，在他的鼓励下，投笔从戎，去天津投奔武卫左军提督聂士成，补缺为一名“戈什哈”（满语，护卫之意）。尽管位卑，吴佩孚仍耐心实干，等待出头的机会。吴佩孚当兵不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吴佩孚和武卫左军跟随着“聂军门”保卫大沽口，英勇奋战。吴佩孚第一次表现出不怕死的精神，并且他获得了一个最珍贵的教训：在战场上，越不怕死，越不会死。武卫左军苦战一个月，终于被打垮了，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八里台。聂士成的战死和联军在天津卫的烧杀给了吴佩孚极大的刺激，他决心从军报国，于是去报考了由李鸿章创建的开平武备学堂，并被破格录取。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军。他收编武卫军的残部，并把开平武备学堂迁往保定，改成了“北洋武备学堂”。在这场军制大变动中，吴佩孚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在开平操练了一年多，调往新成立的“北洋武备学堂”，又得从头来起，未免太不合算。所以他宁愿放弃转学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请求委差，结果他被分发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充任一名正目，相当于一个宪兵班长。吴佩孚的这个亏吃得很大，因为后来袁世凯对他的这第一批学生另眼相看，特别重用。连其中最庸碌无能的“曹三傻子”曹锟，往后都当上了北洋劲旅第三镇的统制官（师长），直系领袖，一生一世跨在“竭诚事上”的吴佩孚头顶，成了吴佩孚甩不掉又累死人的大包袱。袁世凯扩充北洋军，发现最缺乏的是低级军官，于是又在保定开办了陆军速成学堂，修业期一年。吴佩孚看到自己在警察队中出头机会不大，于是他在1903年到保定，进了陆军速成学堂。经过入伍训练，在分科的时候，吴佩孚被强派到了测绘科。吴佩孚虽然委屈，但仍努力学习，一年后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工作的时候，他复官陆军中尉，派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当差。吴佩孚当差不久，接到一份密令，发了一笔旅费，叫他到山东烟台向日本少佐守田利远报到。原来日俄即将开战，而袁世凯与日本人早有勾结，这个守田少佐就做过袁世凯的顾问。应日本人的请求，袁世凯派出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十六名初级尉官，连同31名日方情报人员，合组成“倭人侦探”队，赴东北侦察俄军情报。吴佩孚第一次执行重大军务，就是违心地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为日军侦探俄军军事情报，其中还曾被俄军逮捕，被判处死刑，幸亏在押解途中跳火车而侥幸脱身。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吴佩孚回到北洋军，在北洋陆军第三镇—袁世凯的精锐之师任上尉见习员，当年九月升为第三镇步兵第十一标（团）第一营帮带（营副），第二年五月，吴佩孚被派往天津讲武学堂深造，考试取得优等，毕业回营，即升任管带（营长），授衔少校。1907年4月，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提出条件，要把北洋陆军第三镇开到东北，拒俄、抗日、剿匪，清廷照准。第三镇的第一任统制官是段祺瑞，袁世凯要留下段祺瑞重用，因此清廷派旗人凤山为第二任统制。一年多以后，为了镇压南方革命党，清廷派凤山为广州将军，第三任统制又改派曹锟接任。曹锟是天津人，卖布为生，甲午战争后从军，无能却有福，被袁世凯看中，选拔进了北洋武备学堂，以后一路升迁，到了第三镇统制官的地位。从此吴佩孚的命运与曹锟有了密切的联系，吴佩孚受到了曹锟的重用与信任，但也受到了曹锟的拖累。曹锟自知不及吴佩孚，于是一切听信于吴佩孚，而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几乎“愚忠”于曹锟。到了1911年张作霖的奉军全力扩充，第三镇已无必要继续留在关外，于是奉命开回关内，负责天津至保定一带的防务。10月10日武昌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当时袁世凯虽然罢官在家乡，却不断与北洋军保持着联系。中央军权虽然掌握在满族亲贵手中，却指挥不动北洋军，清廷不得不又把袁世凯请了出来。袁世凯一方面命令北洋军猛攻武汉三镇，向革命党显示武力，另一方面又借着革命党向清廷施加压力。革命党人分析形势，认为一时难以击溃北洋军，于是孙中山提出，只要清廷退位，实行共和制，他可以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演出逼宫闹剧，1912年2月12日小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在此之前，吴佩孚随曹锟进攻山西革命军，攻占天险娘子关，因建功而任第三标标统。民国以后，镇改为师，标改为团，吴佩孚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1913年3月，国民党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4月初，袁世凯为了巩固政权而大举平南。曹锟的第三师任先锋，一路攻抵湖南的岳州、长沙。吴佩孚随第三师节节南下，无往不胜。等到战争告一段落，吴佩孚升任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6000人马，成为北洋系的一员高级将领了。1915年袁世凯对终身大总统还不满足，要变更国体，龙袍加身。12月初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分向四川、广西、湖南三省进攻。袁世凯最怕的就是蔡锷，忙派曹锟的第三师和张敬尧的第七师入川堵截蔡锷北上。第三师和第七师的兵力数倍于蔡锷的护国军，因此开始的阶段吴佩孚等打了几场胜仗。袁世凯接到捷报大喜，下“恩旨”嘉奖吴佩孚、冯玉祥，授吴佩孚代理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中将衔。随著护国军的加强，北洋军连打败仗，全国反对帝制的力量越来越大。袁世凯众叛亲离，小站练兵的旧人非叛即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一共做了83天的皇帝。4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开始了段祺瑞继承北洋领袖，皖系当权的时代。6月6日，袁世凯羞愤而死，终年58岁。袁世凯一死，护国战争结束，北洋集团也立即分裂。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水火不能相容。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但是无兵无卒，成了一名傀儡。当时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要拉拢曹锟及吴佩孚，吴佩孚清楚，有了实力才会有权利，因此他向曹锟建议的方针是：“明修段道，暗上冯舱”，乘着双方拉拢自己的有利时机，拼命练兵，扩充实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第三师面貌一新，实力大增。曹锟靠着这支武装，走上了政治大舞台（当上了直隶督军），吴佩孚也因为实际掌握这支军队而开始引人注目，从此脱颖而出。  三 进士及第的张其煌 张其锽字子武，广西桂林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廿四日在广州出生，后回桂林。张其煌的父亲张增墉，是同治元年壬戌科的举人，历任广东兴宁、东莞、顺德、南海等县知事，素有政声。张其锽六岁开始读书，过目成诵，九岁时的书法已得到长辈们的赞赏。张其煌19岁入广东广雅书院深造（广雅为清代著名学府，主持人均为当代大儒），不幸20岁时父亲病故。他的父亲虽然是个县官，然而操守谨严，在任上已有不少的亏空，到去世时巳家贫如洗。当时赡养母亲、抚育弟弟的担子全落在张其煌一个人的肩上，而母亲冯太夫人偏偏又患了风痹心脏病，更是雪上加霜。张其锽在广雅书院攻读，平日仅靠一些酸菜佐餐，常常几个月不知肉的滋味。广雅书院每个月有考试，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奖学金。张其煌每月的家用就依靠月试所得的奖金支付，所以非用功奋发不可，因而学业迅速精进。张其锽的父亲在南海为官时已经为他聘定了广东钦廉边防督办潘培楷的小姐，张其煌服孝期满后与潘小姐成亲，住在岳父家。潘培楷为张其锽捐了官，他也一度辅佐岳丈在军中任职，这一段时期是他研究地形兵学的启蒙时期。然而张其锽不愿意做这种捐来的官，要经过科举考试才算是正途出身。于是张其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回到了广西桂林，第二年参加广西乡试，果然中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第四名举人。第二年联捷，光楮卅年甲辰会试中式第八十六名，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张其锽外放湖南为官，历任湖南零陵、芷江、蓝山等县的县令，勤政爱民，听讼明允，颇有声誉，后因剿匪有功，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1905年原上海道台聂缉椝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开缺回籍，全家搬回湖南。聂缉椝因为择婿严格，最大的女儿聂其德二十多岁还没有出嫁。聂缉椝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侄女曾广珊是俞大维的母亲，而俞大维的姑母则是张其锽的十嫂，她在俞家认识了聂其德，就想说媒替张其锽续弦（张其锽的前妻潘夫人已去世）。聂缉椝一听大喜，因为他对张其锽早有好印象。他曾听一位担任巡防队统领的朋友说，在检阅全省军队时发现只有文人出身的芷江县令张其锽带领的三百名士兵行，这三百人全是年轻力壮，而且武技、枪法都好。还有一次，聂缉椝听一位剃头师傅夸赞张知县真是个好官，常常更深夜半听闻盗警，就亲自起来率兵捉土匪。不到一年，芷江的土匪都逃到别处去了，有一次张知县夜晚抓土匪太劳累，天明回到衙门，他就昏倒在地上。虽然聂家的亲戚朋友反对这门亲事，说张其锽没有钱财田产，一个人的薪俸要养活三房二十几口人，但是聂缉椝认定张其锽是个人才，立意要订这门亲事。张其锽与聂其德成亲不到半年，生母冯太夫人去世，张其锽按照惯例要回家乡奔丧守孝，在辞官离开芷江的那天，许多士绅百姓前来送行，手里拿着燃香排列在道路两旁，不少人因不舍得张县长离开而哭泣泪下。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南巡抚岑春煊被撤职，换了杨文鼎为湖南巡抚。杨文鼎一直很看中张其锽的才能，上任之后一连打了好几个电报邀请张其锽到湖南来。张其锽等到办完丧事，在1911年以候选郎中被委派为南路巡防队统领，驻守在永州，并奉命率兵往道州剿匪。等到了七八月份剿匪事毕，湖南巡抚已换成余诚格。张其锽本打算带兵回到永州，然后赴省城为杨文鼎送行。没想到10月10日发生武昌起义，不多久长沙落入革命军手中，谘议局长谭延闿被举为湖南都督，巡抚余诚格已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谭延闿与张其锽都是光绪甲辰科进士，两人同出于张百熙门下，私交甚好，于是写信给张其锽，请他到长沙来，把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南武军，并增募新兵，任命张其锽为军统。不久清室逊位，张其锽认为南北统一可避免战争，于是坚决辞去南武军军统的职务。1912年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谭延闿任命张其锽为军事厅厅长，管辖全省军队，并以领兵的功绩，先是授陆军少将，第二年晋授陆军中将。在晋授陆军中将时，大总统袁世凯把张其锽召到北京，交谈之下，立刻看出了张其锽的才能，想留下他为己所用。张其锽知道他有称帝的野心，飘然辞去，回湖南立即带家眷东下，住到了上海。1914年春天，张其锽被推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到了北京，并常在约法会议上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袁世凯知道他的才能，准备授以广东巡阅使，赴广东办理裁兵事项。这时约法会议上有人配合袁世凯的称帝梦，提出了一个封爵的提案，张其锽坚持反对，拂衣迳去，当天晚上就离京回沪。等到袁世凯称帝，蔡锷领护国军由云南起兵，与北洋军在四川苦战。由于兵力及装备均不及北洋军，形势颇为不利。当时如果广西宣布独立，与云南、贵州联为一气，则声势完全不同，因此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态度，对护国的成败关系很重要。陆荣廷虽然不赞成帝制，但他不敢轻举妄动，还在观望。张其锽说动了陆荣庭起兵响应，从多路进军，护国军形势转危为安。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李经羲于1917年曾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他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时与张其锽交往过，知道他的才能，所以请张其锽出任秘书长，结果碰上了张勋复辟的事，张其锽又回到了上海。  四 吴佩孚与张其锽订交 1917年3月，在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段祺瑞与国会及大总统黎元洪发生激烈冲突，手中无兵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于6月1日把安徽督军张勋请到北京来“武力调停”，没想到张勋到京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张勋的“辫子军”被皖直联军打垮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英雄的面目回到北京，再度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引火烧身，只得辞去大总统职位，由原副总统冯国璋接任。当时黎元洪在听命于段祺瑞的“督军团”的威吓之下，慌了手脚，竟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亲率离开北京的外交总长伍廷芳、海军总长程璧光，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广东，声明护法讨逆。在国父的号召之下，一百三十多位议员聚于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议决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高举起护法大旗。南方各省与zhuanzhi暴政的北洋政府形成对立状态，由此开始的战争史称“护法战争”。当时的北洋政府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段祺瑞穷兵黩武，倡呼武力统一的口号，不惜出卖主权，大举外债来开启战端。冯国璋的“主和”则是以保全西南军阀的地盘来换取他们的承认，并依靠直系在长江流域的三个督军（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作为基本力量来和皖系抗衡。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决定以湖南作为突破口。他于1917年8月6日撤销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军政职务，派傅良佐任督军，率王汝贤、范国璋的两个师开进湖南。谭延闿及师长赵恒惕则联合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组成联军进行抵抗。王汝贤、范国璋原是直系的班底，于11月14日在前线发表通电，与西南停战议和，放西南联军开到长沙，赶跑了傅良佐。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第一次遭到惨败，他与冯国璋大吵一顿后“引咎辞职”。冯国璋并没有高兴多少时间，段祺瑞下野而兵权在握，由他的军师，“小诸葛”徐树铮替他召集各路军阀，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曹锟因吴佩孚不在身边，被他们一捧二许愿，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领衔发出通电：请出段祺瑞，武力平南，反对和议。消息传出，气坏了冯国璋，也急坏了吴佩孚，他连忙从保定赶到天津，埋怨曹锟不应该被别人当枪使。曹锟这才明白，忙向吴佩孚问计。吴佩孚向他建议的方针是：先战后和，以胜言和。段祺瑞复出，委任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分三路进攻湖南。曹锟照例自己留在后方，由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去冲锋陷阵。开始时张敬尧想争功，让自己的旅长吴新田打头阵，在湖北与湖南交界的要隘羊楼峒遇上了湘军中骁勇善战的湘南游击司令李仲麒，被湘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从此张敬尧的部队只远远地跟在吴佩孚的后面，再也不冲在前面。张怀芝是山东督军，并没有心思在湖南打仗，一直在担心山东老家的地盘被别人抢走，因此也是慢慢地拖在后面，开到了江西地界就病倒了。1918年3月11日，吴佩孚的第三师与湘、粤、桂各一个旅的联军在羊楼峒展开大战，双方血战六天，最后吴佩孚看出了粤军与桂军有不和的迹象，他决定孤注一掷，下令总攻，北洋军士兵踏着自己弟兄的尸体向前冲，终于摧破了湘军的防线，桂军急忙退走，粤军则大部被包围缴械。这一仗打垮了湘粤桂联军的士气，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作战了。吴佩孚攻下羊楼峒，当天就向洞庭湖口的要隘岳州进发。西南联军已无斗志，放弃了岳州，慌忙逃向长沙。吴佩孚不费一卒一弹就攻占了岳州。桂军总司令谭浩明兼任湘桂粤联军总司令，他驻守长沙，只想掌权，却不想为湖南打仗，只在同山口稍稍抵抗了一下，便急忙退回广西去了。因此，吴佩孚一路向南，势如破竹地于3月26日开进长沙。段祺瑞是一个派系意识强烈的人，他担心吴佩孚得手湖南，控制西南，将势不可遏，于是急忙任命毫无战功的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率领四倍于吴佩孚的兵力进驻长沙来抢地盘。吴佩孚当然清楚段祺瑞的算盘，他不动声色地让出了长沙，然而从此再也不急攻猛进了，开始慢慢吞吞地往前打。他于四月中旬拿下了株洲，又分一支兵开进湘潭。到了4月20日，吴佩孚攻陷了衡山。当时西南联军的形势岌岌可危，粤军主力被打垮，桂军逃回了广西，谭延闿和赵恒惕只剩下湘西的地盘，驻守在柳州一带。数千名湘军缺枪械，少粮饷，更无斗志。谭延闿想到了善于用兵的张其锽，他连忙写信给张其锽，说他准备在永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请张其锽速速赶到永州来，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张其锽届时正在广州，接到来信立即赶往永州，等他抵达时，军事会议已经开始了。与会的将领都认为凭湘军现在的力量实在无法再与吴佩孚抗衡了，纷纷主张放弃湖南，退到岭南去。张其锽听到众人都是如此主张，立即站出来，力陈不可放弃湖南。湖南是两广的屏障，湖南失守，则两广的门户大开，北洋军就可以直指军政府的大本营，说不定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真要得逞了。大家虽然也明白湖南地位的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将领敢再与吴佩孚对抗了。于是张其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守永州。谭延闿和赵恒惕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张其锽回答只要三百人就够了。众人听了将信将疑，心里都想三百个人如何抵抗吴佩孚精锐的第三师呢？既然张其锽自己愿意守，就且看他如何守永州吧。谭延闿和赵恒惕分了三百名士兵给张其锽，其余人则向后方退去。永州多山，张其锽命令这三百人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吴佩孚于5月28日占领衡阳，就把司令部设在衡阳。他的前锋部队又已攻下衡州，一路往南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在永州遇到强敌阻挡，似乎永州有重兵把守。吴佩孚的既定方针本来就是打下衡阳后不再前进，他接到前方的报告后就命令部队停下，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张其锽见两军相峙了一些段日子没有开战，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吴佩孚。张其锽在信中反复说明了“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两得其利的种种利害关系，劝说吴佩孚上为国家百姓着想，下为直系自己的利益考虑，不要为段祺瑞再继续打下去了。张其锽的信打动了吴佩孚，因为信中的观点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吴佩孚攻打湖南立下大功，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职位给了张敬尧，这笔帐吴佩孚当然记在心里。吴佩孚清楚他攻打湖南是在拆冯国璋的台，他就曾对曹锟说过，替段祺瑞攻打湖南，段祺瑞也不会把自己看作皖系，而冯国璋将不把自己看作直系，两面不讨好。吴佩孚以前就听人说张其锽是“一代奇才”，见了他的来信，极想见见这位守在自己对面的带兵的文人。他听说岳州镇守使葛豪与张其锽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其钜相熟，便吩咐葛豪打电报给张其钜，请他约张其锽到衡阳一叙。张其钜亲自赶到前线，向张其锽转达了吴佩孚的邀请。左右有人担心此行是否危险，张其锽说吴佩孚不会有恶意，只带了两名随从，就由张其钜陪着到了衡阳。吴佩孚与张其锽见面后一席长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天两人就结为异姓兄弟。吴佩孚长三岁为兄，张其锽小三岁为弟。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吴佩孚与张其锽商定停战，于是又邀请了广东和广西的代表，加上张其锽代表谭延闿，一起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18年6月16日签订了停战协议。接著吴佩孚在衡阳前线连发通电，阐述停战和平的主张，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显而易见，吴佩孚“罢战主和”，完全顺应了人民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的愿望。和平协议签字生效后，南北方再也没有发生过交火。湘西的百姓终得免受兵灾之苦，这完全是张其锽的功劳。然而张其锽是个不爱做官，不要权利的人，功成身退，把统率的部队交还给湘军将领，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上海的家中。他乘船离开湖南的那天，部队和百姓都排列在道路两旁，送行的人足有数万人之多。有人一直心存疑惑，张其锽何以敢领三百士兵抵抗吴佩孚的大军。疑兵之计至多能得逞于一时，北洋军只要派出几个侦察队，实力立即暴露无遗。退一步说，即使能把三百人马虚张声势装成三千人马，又焉能抵挡得住吴佩孚的大军呢？实际上张其锽认清了形势，了解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也了解吴佩孚的为人，他算准了吴军不会再继续拚死硬攻，因而有此惊人之举。反言之，如果湘军望风而逃，退往岭南，吴军一路往前遇不到抵抗，想必也没有理由停下脚步，不往前走。在北洋时代，学问与谋略最出众的当数杨度与张其锽，而张其锽的学问更博而杂，不仅涉猎诸子百家，还下功夫研究射覆占卜及奇门遁甲之术。在当时的湖南战场上，有一段时期他每天占卜一课，预测第二天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写完之后立即封存起来。第二天战事结束，则由谭延闿开封查验，批写是否灵验准确。后来还有人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出版了一本《谭张墨迹》。由于张其锽屡次测准战况的发展，他的神机妙算也广为人知，后来越传越神，说他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人们传说他对这门称作是“大六壬”的学问的研究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如果揭开神秘的外衣，实质上经过仔细的观察，借助于一套缜密的分析与推理的方法，最后得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  五 撤防北归 吴佩孚非常注意网罗人才，在稍成气候之后就模仿曾国藩建立自己的幕府，聘用一些名流、宿彦担任他的幕僚。他也和曾国藩一样，每顿饭都和幕僚们一起吃，边吃边议。他结识了张其锽之后，当然希望他来协助自己。张其锽是个不爱做官，不要权利的人，却又身怀经纬之才，因此协助一个信任、重用自己的“领袖”，从而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当时吴佩孚还仅仅是一个师长，但一些有眼光的人，包括外国人，已经看出吴佩孚“有学有术有军事天才”，估计吴佩孚必将在中国军界、政界脱颖而出。张其锽接受了吴佩孚的诚意邀请，成了吴佩孚幕府中首屈一指的幕友，在内为吴佩孚赞襄帷幄，在外为吴佩孚联络、游说、交际。张其锽为吴佩孚策划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撤防北归”。撤防北归的意义应该与当时发生的大事结合起来观察。1918年下半年，大总统冯国璋的任期将满，段祺瑞操纵一批亲信与政客组成“安福系”，在南方各省抵制选举的情况下，采取种种手段在8月20日成立了段祺瑞御用的安福系国会，目的是抬出段祺瑞任大总统。然而，冯国璋、段祺瑞，再加上张作霖和曹锟，相互勾心斗角的结果是冯、段宣布同时下野，捧出了徐世昌任大总统。段祺瑞保留着参战督办一职，继续操纵北京政局。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然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全国舆论哗然，各界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皖系政府动用军警镇压学生和爱国群众，并且毅然决定在和约上签字，意图以出卖山东为代价，换取日本的军事援助，继续其“武力统一”的方针。因此，皖系的政府和安福系国会已经成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众矢之的。五四运动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反对日本占领山东青岛，反对中国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吴佩孚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决，发出过无数个通电来斥责安福系，表明观点。在这种形势下，吴佩孚把第三师从湘南带回北方，就不仅仅是口诛笔伐了，而是以武力对皖系造成直接威胁，直皖开战将不可避免。北洋军中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军纪最坏的一师。他在长沙横征暴敛，肆意搜刮。他的部队公然奸淫掳掠，杀人越货，搞得湖南暗无天日，民怨鼎沸。湖南人私下都称他为张“毒菌”（督军）。张敬尧在湖南为非作歹，引起湖南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一个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领导的新民学会。然而，造舆论或开会、请愿是无法赶走这个段祺瑞的心腹的。吴佩孚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就像为张敬尧受着大门。如果第三师撤往北方，湖南的军队就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张敬尧。张其锽本与谭延闿有极深的私谊，因而在吴、谭之间穿针引线，又邀请了西南其他各派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的代表，于1919年11月在衡阳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签订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并于11月28日揭晓报端。该草约计有正条四则，附带三则十节。从此，吴佩孚与西南各方采取相同立场，协调行动。从1920年1月起，吴佩孚请求撤防回师的电报一封封地飞回北京。段祺瑞当然清楚，吴佩孚一旦北归，非但“武力统一”付诸东流，而且还对皖系构成直接威胁，于是一方面发电阻止，另一方面调兵遣将，设防堵截，企图把吴佩孚的军队消灭在途中。吴佩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决定撤军，他在三月与谭延闿、唐继尧、陆荣廷的代表签订撤军协定，还得到广东军政府资助的六十万开拔费。五月份吴佩孚的大军正式开拔，在其他直系军队的协助下，段祺瑞的堵截计划全盘失败，第三师纪律井然、秋毫无犯的开回河南。由于张其锽的居间联络，吴佩孚与湘军达成了默契，“吴军朝发而谭（延闿）军夕至”。谭延闿和赵恒惕率领的湘军只有一万多人，为了解救湖南的父老乡亲，以二千支缺少子弹的旧枪，向张敬尧的第七师发动猛攻，把这支腐败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仅用了十四天的时间就击溃了张敬尧的十万大军，从而将北洋军势力全部逐出湖南。  六 直皖战争 1920年5月下旬吴佩孚的军队开始撤防北归，到6月中旬已经布防在河北、河南一带，使直、豫、鄂三省联成一片。段祺瑞见此情势，清楚直皖开战不可避免，于6月17日把“智多星”徐树铮从蒙古库仑召回北京，部署军事。在此之前，徐树铮刚解决了外蒙的“内向”，把外蒙安抚下来，并且又乘势扩充实力，兼并地盘，北方各省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了号令一方的“西北王”。眼见直皖即将开战，大总统徐世昌把张作霖请来作调解人。这几年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力量迅速发展，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个东北王，开始窥视中原，企图插手北京政局了。张作霖进关装模作样地调解了一番，双方的条件当然无法谈拢。张作霖告辞出关前虽然宣布采取中立，但因为徐树铮势力的发展，威胁到了他的地盘，因此他心中的算盘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往皖系的背后捅上一刀。皖军的主力是边防军的三个师加四个混成旅，另有第九、十、十五师等，在华北地区的总兵力有八九万之多。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近郊南苑的团河建立总司令部，分兵两路，西路由段芝贵指挥，东路由徐树铮指挥。直系曹锟、吴佩孚于7月9日在天津举行誓师讨皖大会。曹锟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锟的弟弟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吴佩孚的司令部设在琉璃河与保定之间的高碑店，在此之前，他已写信把张其锽请到了司令部襄赞军机。经过了一阵热闹的“电报大战”后，1920年7月11日发生交火，直皖大战揭开序幕。7月14日段祺瑞段祺瑞正式下达总攻击令，西线皖军开始猛攻。皖系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超过直系军队，然而吴佩孚采用诱敌、伏击、背水一战的“三连环计”打法，消灭了皖军很多有生力量。皖军虽然步步进逼，但却没有捕捉到吴佩孚的主力。7月16日天降大雨，雷电交加，皖军的大炮虽多，却失去了效用。直军在松林店对边防军主力第一师包抄猛攻。吴佩孚和副司令王承斌亲冒锋镝，身先士卒，使整个直军将士奋勇前驱，有进无退，皖军伤亡惨重，第一师和第十五师两个师长几乎同时请降，西路皖军主力死、伤、降、溃，五六万大军转眼间兵败如山倒。在东路，皖军本来占得上风，但是一来奉军突然参战，二来西线溃败的消息传来，皖军士气沮丧，陷于溃散状态。徐树铮见大势已去，于7月20日“化妆”跑回北京。直皖之战，冷战时间长，热战时间短，一共只打了五六天，就以皖军全线溃败而告结束。至于直胜皖败，人心向背是一个原因。段祺瑞皖系、徐树铮安福系集团，对外亲日，对内搞“武力统一”，包办安福国会，大肆举借日款，编练所谓“参战军”，但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皖系、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