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几回伤往事

人世几回伤往事【编者按】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一篇文章，栏目是“读书短扎”，作者署名“宏图”，可能是笔名，他1943年就与我的祖父相识，又一起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共事，一定是一位研究文史的长者。这篇文章也是着重介绍我祖父的著作《刘禹锡集笺证》，因此与前几篇文章作为一组，一起刊登于网页上。我和瞿蜕园先生相识，开始于一九四三年。当时他因文稿事由北平来沪，但只匆匆一面，立谈数语。一九四九年后，在一家出版社的宴会上，与他不期而遇，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后来我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因工作上的关系，和他常有接触。齐燕铭先生在世时，对上海的两位学者很关心，一是谭正璧先生，一就是瞿先生。不久，他们两位被上编聘为特约编辑，而对瞿先生尤为倚重，例如李白集的校注。  有一次，和亡友陶亢德兄谈起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他以为既然称为“高级知识”，就必须有别人所不能胜任的能力，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充当，随即举了几位学者，瞿先生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确实身怀绝技。到了六十年代《辞海》修订时，其中职官部分，主要由瞿先生撰写。事前，杨宽先生曾经感慨地说过：“现在能通晓断代的官制已不容易，更不要说统揽历代的了，例如清代的官制虽多沿明代，但两者还是有区别，如巡抚、大学士等等。”但瞿先生最后还是能把秦汉至明清的官制一气完成。“文革”前，“上编”曾经出版过清人黄本骥编的《历代职官表》，附有瞿先生的《历代官制概述》和《历代职官简释》两种，都用语体文撰写。对于今天读者的实用价值来说，瞿著恐胜过了黄氏原编。瞿先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以通晓英语，一度还想和人合译《圣经》。他谈话时，常常用英语中的造句与汉语相对照。他对《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有自己的见解，能指出两书中宫闱、科举故事的虚与实，可是他又问过我：“《西游记》是谁写的？”我说是吴承恩。他又问我：“那末，《长春真人西游记》呢？”我说这是两部书。这道理也不难解释：他看《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是作为明清的史料来看待的，《西游记》的主角是齐天大圣，他就不甚在意了。此外，他本人还擅长骈文，又能诗，能画，能书。他曾经送过我一把画梅花的折扇，字由潘伯鹰先生写，可谓双璧。所以，他是兼学者与才士而有之。为了稻粱之谋，他写过通俗性的小册子《长生殿》、《史记故事编译》，同时也留下无愧为名山事业的好些学术著作。   我最后看到他的一次是在一个大会上。他从囚车里戴着手铐出来，面色像漂过了的白纸，宣判完毕，又被押上囚车驶回原处。杜甫赠郑虔诗云：“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这时郑虔还活着，却已寓死别于生离之中。    建国后，瞿先生一直谦虚谨慎，从不乱说乱动，写的都是古人古事，并无讽今之意。而且对新社会也有所认识。有一次，和他谈起建国后的一些文化现象，他就说：“现在确实各方面都走上轨道，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可曾有像从前那样文理不通的文章？”此虽小事，也见得老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以他的经历来说，当何草不黄的大难之日，有此一厄，原是意料中的事。但我起先总以为是历史问题，后来听说是现行的，因为说过几句有关娘娘的话，其实也是在说天宝遗事，不想这时被揭发了。  现在要说到《刘禹锡集笺证》(下简称《刘集》)。“文革”前，瞿先生有两部稿子，已完成还来不及出版，一是《李白集校注》，一是《刘禹锡集笺证》。《李集》尚有前人注本可以依傍，《刘集》却是前无古人，白手起家。由于刘禹锡曾被划为法家，所以，原稿曾经被法家写作班利用过，这时瞿先生已呻吟于暗室，可见划清界线，原可转弯抹角。但原稿虽经丧乱而尚存，似亦天怜斯文，许其幸存于人间。全集分校、注及笺证三部分，共一百万言。校注见功力，笺证见识力，作者的文字则见才力。 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集团而成为八司马之一。而王叔文则被正统派看作小人、奸邪，后人已数数为其辨诬。瞿先生在笺证中翻覆为王、韦(执谊)及八司马雪冤。原稿作于五十年代，自不同于某些苟合取容、顺口接屁者。他以为永贞政变实为顺宗父子权位之争，永贞新政之不终，误于顺宗患病，侍护左右的唯有宦者李忠言(宦官中的亲顺派)、昭容牛氏，王叔文不能直接接近顺宗。这时宪宗已二十八岁，唯恐不能速得嗣位，利用顺宗之久膺风疾，遂用俱文珍(宦官中的亲顺派)等之谋，假藩镇之力，于两月间自立为太子，又由监国以至即真称帝。这些都非顺宗本意，乃宦官从中密谋，强迫行之。笺证还疑心顺宗非病死，民间也盛传宪宗有逆伦之谋，其事于新旧《唐书》的《刘传》中微露端倪。瞿氏进一步推论，前于此的房之获罪，不完全由于陈涛斜之败，还因贺兰进明在肃宗前进谗：“于圣皇(指玄宗)似忠，于陛下非忠”之语激起肃宗的猜恨，“与禹锡等忠于顺宗而不忠于宪宗，恰如一辙。忠于其父，乃结怨于子，帝王家事之丑恶有如是者”。政海无恒温，原不独李唐一代是这样。其次是笺证中对唐代官制的考释，散见于各条中，数量很多，不再列举，在“有侍讲者专备顾问”条中，历举侍讲的沿革后说：“此一节为自来言唐官制者所未及，足补史阙”，想见其落笔时自快之状。所以，单就唐代官制一项来说，此书即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禹锡《平蔡州》有“狂童面缚登槛车”及“妖童擢发不足数”语，笺证云：“诗中一云狂童，再云妖童，谓吴元济也。其实，元济年非童幼，禹锡盖恶宪宗之淫刑，诛及稚孺耳。”笺证中一再责宪宗黩武残民，固亦不误，但引上述刘诗中二语，以为禹锡恶宪宗之诛及稚孺，则未必符合刘诗原意。在次页的《平齐行》中即有“初哀狂童袭故事”语，此狂童指李师道。师道与吴元济皆挟父兄余势而作乱，故以狂童称之。狂童一词，《诗经》中已有之，都是指成人，禹锡只是袭用而已。但这些商榷性的疑义，今天已欲语无从，诵禹锡《伤愚溪》的“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句，尤为惘然。此书的“出版说明”末云：“深为遗憾的是，瞿先生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而离开了人世。故此书出版，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语重心长，亦见出版社怀故老的温厚之情。    现在，瞿先生这部《刘禹锡集笺证》已经获得全国古籍图书的一等奖。九原难起，一老可怀，读其书而念其人，禹锡所谓“人世几回伤往事”者，于此又不能不别有感唱。 (《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3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