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云和路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聂崇彬
来源：信息来源
2011-04-03 09:56
文章摘要
八千里云和路
[香港]聂崇彬
二00二年九月十四日，一辆救护车驶进香港赤腊角机场的停机坪，停在了刚抵港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班机前。我在救护员和航空公司职员的护送下，被抬上了救护车。至此，结束了我23小时的飞行，将近35小时的难忘之旅。
坐飞机对我来说，算是家常便饭了，不仅常常使用轮椅服务，也试过打着石膏上飞机。可像这次，在手术后的第三天，而且是髋关节全髋换置术，就飞这么长的旅程，确是有点，惊心动魄。
我几十年的病痛生涯里，也算是受到过许多次打击，
但从未试过这种震撼，
好象一个等待释放的缓刑死囚，突然得知要马上执行死刑
故事要从美国时间9月9日说起，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美国东部巴尔递摩。我按照预先约定的，上午9点30分，准时出现在赛纳医院的四楼的手术中心的等待室。登记小姐看见我一个人拖住行李，不禁一脸的惊讶：这几天来，类似的表情在眼前已出现多次，我早已麻木了。
不同于我以往的多次在香港、或更久以前在上海做的手术，事先在病房里做完手术前的一切准备活动，例如化验、麻醉师约见等。这次却是一切都要在手术室进行。我把大件的行李交待给登记小姐，自己在等待室里找个位子坐下。
这是一个中央大厅，走廊的一面有一排小房间，只见身穿绿色或白色服的医护人员，从不同的房门里进进出出，呼叫着病人的名字。我坐在等待区走廊另一面的休息室，有沙发，茶几等。我环顾四周，基本上都坐满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好像我这么的单身孤影，绝无仅有。太阳透过拉起围帘的窗户，洒下一地金辉，整个浅蓝色的大厅，显得祥静，只有病人和家属的窃窃私语。
我坐在那里，表明平静，可心里有点兴奋，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人生就是如此不能预测，我会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很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很轻微，原来一样可以照样享受生活，生不逢时，一场浩劫，带给我的是，失去了读书的权力，也把好医生从我身边，带去了牛棚。我的一生从此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已经搞不清开了多少次刀，也知道再开多少次也无法逃离骨质老化、磨损的命运。最严重的是左髋严重脱位，多年来过量的操劳使磨损异常严重，日夜疼痛，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人工关节。因为人工关节的寿命有限，所以我一直遵守医生的嘱咐，要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可开刀。没想到，真到了这一天，因我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肌肉力量异于正常人，手术有一定难度，所以香港医生权衡再三，认定我是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不肯担风险，很坦白地说他们不会做这个手术。
在我几十年的病痛生涯里，也算是受到过许多次打击，但从未试过这种震撼，好像一个等待释放的缓刑死囚，突然得知要马上执行死刑。
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
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
二十四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二万五千美金
在美国的堂妹把我接了过去，安排我咨询那边的医生意见，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去了，并不抱有希望。我在她那儿住了两个多月，一路等待就诊的日子来到，一边为我的新书收集资料。谁料到当我看到医生肯定的目光，听到医生说，过了关键的六个星期，就不用再担心，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兴奋无比。我不想再等待，当医生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术，我说越快越好。
现实毕竟是现实，要抓牢这个救生圈，不可缺少的要有两大条件：庞大的医疗费和休养的地方。
对于前者，我寄希望可以分期付款，听说这在美国医院是很普通的事。对于后者，我坚决倾向于回香港。亲朋好友当然不同意我这种冒险的做法，我借故采访，离开了东岸马里兰堂妹的家，来到西岸。这时有了意外的好消息，医院行政口头上同意我可以分期付款，医生也为我安排了手术日期，2002年9月6日星期五。
我欣喜若狂，马上买了机票，准备回到巴尔底摩，为了不惊动堂妹，我在网上，根据美国的邮政号码，找到一家离医院最近的，最便宜的旅店。我只定了两晚，谁知，却住了五晚，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
原来，医院董事会不同意给我分期，因为这样会破坏医院的政策。到了医院我才明白，手术费并不贵，7000美金，但住三晚医院，费用却高达18000美金，平均每晚6000美金，根据医院政策，没有买保险的病人更要事先一次过付清医药费。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筹集这么多钱？我准备放弃，因为深知，美国的经济下滑的利害，股票大跌，裁员又多，而且亲朋好友的孩子都是刚刚开学，就是暂借，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朋友在电话中极力说服我，这是关乎我一生幸福的机会，实在不应该放弃。我要求见主诊医生芒特，我的决定应基于他对手术的信心。足足等了四个小时，芒特医生出现在我面前：他告诉我，星期五的手术取消了，因为董事会主席说了“不”，在经济方面他无能为力，但他对手术绝对有信心。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二十四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二万五千美金。全部用的是信用卡，这是最快的过数方法。这份人情，我永生永世都还不清。
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
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二十二小时。
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塞。
最可怕的，要是脱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赛纳医院是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全部都是单人病房，有独立卫生间、电视音响和电话。手术后，我被送入其中的一件单人病房。第二天一早，芒特医生的助手莱蒙医生来到我的房间，他一进房间，就高兴地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说：“你今天就可以坐起来，可以的话你还可以走路o”我不是十分相信，伤口还在流血，身上多处还吊着管子。在香港做这种手术，起码要在床上躺一个星期。我只追着他，问何时可以见到芒特医生，因为我担心出院的问题。自从芒特医生同意我可以手术后直接从医院回香港，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这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二十二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塞，最可怕的要是脱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所认识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对我这种做法做出强烈的反应，连我敬重的一位华裔美国陈医生也强烈反对，是他把我推荐给芒特医生的，他坚持要我在美国起码住上两个月，他不能想象我在飞机怎么办，“你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当他知道芒特同意，气的连说：“他太自信了，太自信了。”最支持我的一位朋友，是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高层做事，专门和医院打交道，她急的也在电话里大叫：“你不了解美国文化，产妇流着血，他们也会签字让她上飞机的!”说实话，我心里也紧张，虽然我知道，只要回到香港，就可以入住医护条件一流的护理医院，但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致电回香港，向我最信任的一位医生咨询，他是香港医管局的顾问医生。他告诉我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关节脱位的的可能，全靠主诊医生的临床诊断，也就是说，只要主刀医生同意，可以回港。他的话增添了我的信心。
但是一路上我是否能照顾自己，还是个疑问。因为我买的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来回机票，我必须回到旧金山上飞机，到马尼拉再转机回香港。而由巴第摩去旧金山，还必须在匹兹堡换机。全程加上时差，整整两天时间。
吃完早饭，一位金发的年轻女子来到我的房间，她自称是物理治疗师，不由分说，把我从床上拖起，我有些惊惶，连连说：“还未坐过，怎么就走?”居然，我扶着助行架，走出了几步!
下午，芒特医生穿着手术服，乘着手术间的空档，带着莱蒙医生来看我，他叫着我
的名字：“Adeline，don't worry anymore, I did a great job!”（不要太担心了，手术做得非常好！）我衷心地感谢他，因我已明显的感觉到，以前令我日夜坐立不安的痛患处，如今却出奇的舒服。但对如何回家的忧虑占了上风，芒特医生听了我的长途旅行细节，不禁也骤了骤眉头，原采他的病人最远是回到加州，五小时的旅程。“I will do something！”（会有办法的）临走，他拥抱了我。
我的事传遍了医院，连着两天，进出我病房的人没停过。当医院的社工丽莎、顾客服务部的敦能、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长依瑟、病房护士邦妮和我，我们五个女人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研究的时候，我心升歉意，是我给医院出了难题。我不好意思地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也太疯狂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No，you are a brave girl, we are all proud of you！”（不，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医院没有按常规，在三个晚上后让我出院，反而替我输了五百CC的血，我知道，我并不缺血，此举是为了增加我的体力。除了用药物防止血拴塞，医院还送了我一副单拐，鼓励我在飞机上行走。考虑到机上和机场的座椅和座厕，都不符合我这类病人使用，她们又自制了加高坐垫，又怕那些椅子太硬，还找了一个厚厚的软垫让我带上。
丽莎恳切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失踪，尤其不要在马尼拉。”我微
笑着说：“放心啦，真要发生，我会挑旧金山o”她说：“我同意，
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o”
9月12日，我真的要出院了。清晨六点半，莱蒙医生就来和我告别。看的出，他有些担心：“你想清楚了，一定要今天走?”他忧郁地看着我。我坚决地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说了句令我心寒的话：“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珍妮，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她最心疼我，曾打算把我领回家。那天是她的休息日，她还是开车回到医院，和丽莎一起打点一切。
医院付钱为我叫来了出租车，她们不想节外生枝。出租车门前，丽莎恳切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失踪，尤其不要在马尼拉。”我微笑着说：“放心啦，真要发生，我会挑旧金山。”她说：“我同意，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我带着她们的祝愿和忧虑，带着芒特医生对航空公司的保证和建议，带着许多辅助装备，上路了。
事先已想到，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旧金山到马尼拉的这一程，足足要飞十三个小时。
可是，没想到的考验超出我了想象。
我从匹兹堡抵达旧金山机场的时候，离起飞时间还有五个小时，航空公司柜台还未开始办理登机手续。用轮椅推我的地勤服务员，一个墨西哥老头，不满意我给他的小费太少，我给了他两元美金，另外有付了行李车费三元。我向他解释我从医院出采，已搭乘了两程机，真的没什么钱了。他硬要把我撂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并要拿回轮椅。这人蛮横不讲理，英语又不好，我无法和他沟通。急中生智，我想附近一定有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果然，就在柜台附近。我找到他们的主管，他知道我，也收到由总部转来的医生信。总算解决了轮椅问题，但他不让我随身携带拐杖上飞机。我向他解释，我必须要在机上行走，助行架在机舱里打不开，我只能用单拐。他坚持说这是911后采取的安全措施。我问他，难道你认为我这个已剩下三分气的人，还有能力用拐杖去劫机？但他不容我分辩，就把拐杖寄舱了。
好在这次推轮椅的墨西哥人是个善良的老人家，他不介意只有一元小费，服务热情周到。知道我想吃一碗中国面，把我推到机场唯一的中国餐馆，为我买了一碗香港特色的鱼蛋粉，并嘱咐我慢慢吃。为了避免去厕所，我一路上我尽量少吃少喝，搞得手软脚软，这一碗面，使我恢复了少许体力，不至于上不了飞机。
登机了，果然我用助行架无法走到自己的座位，惊动了机长和乘务长，我说出了拐杖的遭遇，机长果断地说：“开舱!”在等待拐杖的会儿，我向身后看去，包括头等舱的客人，长长旅客队伍排满了登机的走廊，安静地陪我一起等待。我向他们抱以苦笑，他们却向我点头，表示谅解。
飞机起飞了，加速，一次，两次，都不成功地凌空而起，只能回到停机坪。看到地勤修理人员拿着工具，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时，我有点后悔平时没什么信仰，搞得现在想祈祷，也不知那方菩萨神仙肯受理。我怕万一修理不好，换机就麻烦了；我又怕就算修好了，也迟了，到马尼拉，赶不上下一班回香港的飞机，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两小时，终于飞机可以起飞了，这时已是美国西部时间13日的凌晨2点了，我从医院出来，已经折腾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还未能离开美国领土。我又累又痛，加上又惊又担心，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菲航对我算是不错了，另外送我三个位子，使我能在机舱中间的四个连体位子上平躺下来。
我不敢睡觉，因为，手术后为了防止脱位，还严禁病人交叉双脚，所以睡觉时两腿之间要绑上一个特制的海绵大枕头，枕头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寄舱。所以，我也不敢吃止痛药，这样不至于熟睡，我请空中小姐邦我把从医院带来的冰袋，换过新鲜的冰块，敷着冰，听着音乐，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十三个小时。
在马尼拉转机很顺利，不过我到香港时，人好似虚脱一样，以至菲航的香港工作人员上机看我时，坚决拒绝我去移民局过关，他们指挥救护车开到飞机下面，并派人去领取我的行李，警察在机舱口拿取了我的资料，邦我办理入境手续。香港的那位顾问医生出的证明，使救护车能第一时间把我送进有着我全部病历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躺在救护车上，看到天空的蓝天白云，想着这一路的风和云，表面看，我孤身上路，但背后有多少人在护航，我才能不畏这漫漫八千里云的密、路的长，我才能有惊无险地回到香港，我的家。
聂崇彬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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