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云和路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聂崇彬 来源:信息来源 2011-04-03 09:56
文章摘要
八千里云和路   


[香港]聂崇彬      


二00二年九月十四日,一辆救护车驶进香港赤腊角机场的停机坪,停在了刚抵港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班机前。我在救护员和航空公司职员的护送下,被抬上了救护车。至此,结束了我23小时的飞行,将近35小时的难忘之旅。


坐飞机对我来说,算是家常便饭了,不仅常常使用轮椅服务,也试过打着石膏上飞机。可像这次,在手术后的第三天,而且是髋关节全髋换置术,就飞这么长的旅程,确是有点,惊心动魄。


我几十年的病痛生涯里,也算是受到过许多次打击,


但从未试过这种震撼,


好象一个等待释放的缓刑死囚,突然得知要马上执行死刑


故事要从美国时间9月9日说起,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美国东部巴尔递摩。我按照预先约定的,上午9点30分,准时出现在赛纳医院的四楼的手术中心的等待室。登记小姐看见我一个人拖住行李,不禁一脸的惊讶:这几天来,类似的表情在眼前已出现多次,我早已麻木了。


不同于我以往的多次在香港、或更久以前在上海做的手术,事先在病房里做完手术前的一切准备活动,例如化验、麻醉师约见等。这次却是一切都要在手术室进行。我把大件的行李交待给登记小姐,自己在等待室里找个位子坐下。


这是一个中央大厅,走廊的一面有一排小房间,只见身穿绿色或白色服的医护人员,从不同的房门里进进出出,呼叫着病人的名字。我坐在等待区走廊另一面的休息室,有沙发,茶几等。我环顾四周,基本上都坐满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好像我这么的单身孤影,绝无仅有。太阳透过拉起围帘的窗户,洒下一地金辉,整个浅蓝色的大厅,显得祥静,只有病人和家属的窃窃私语。


我坐在那里,表明平静,可心里有点兴奋,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人生就是如此不能预测,我会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很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很轻微,原来一样可以照样享受生活,生不逢时,一场浩劫,带给我的是,失去了读书的权力,也把好医生从我身边,带去了牛棚。我的一生从此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已经搞不清开了多少次刀,也知道再开多少次也无法逃离骨质老化、磨损的命运。最严重的是左髋严重脱位,多年来过量的操劳使磨损异常严重,日夜疼痛,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人工关节。因为人工关节的寿命有限,所以我一直遵守医生的嘱咐,要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可开刀。没想到,真到了这一天,因我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肌肉力量异于正常人,手术有一定难度,所以香港医生权衡再三,认定我是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不肯担风险,很坦白地说他们不会做这个手术。


在我几十年的病痛生涯里,也算是受到过许多次打击,但从未试过这种震撼,好像一个等待释放的缓刑死囚,突然得知要马上执行死刑。


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


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


二十四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二万五千美金


在美国的堂妹把我接了过去,安排我咨询那边的医生意见,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去了,并不抱有希望。我在她那儿住了两个多月,一路等待就诊的日子来到,一边为我的新书收集资料。谁料到当我看到医生肯定的目光,听到医生说,过了关键的六个星期,就不用再担心,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兴奋无比。我不想再等待,当医生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术,我说越快越好。


现实毕竟是现实,要抓牢这个救生圈,不可缺少的要有两大条件:庞大的医疗费和休养的地方。


对于前者,我寄希望可以分期付款,听说这在美国医院是很普通的事。对于后者,我坚决倾向于回香港。亲朋好友当然不同意我这种冒险的做法,我借故采访,离开了东岸马里兰堂妹的家,来到西岸。这时有了意外的好消息,医院行政口头上同意我可以分期付款,医生也为我安排了手术日期,2002年9月6日星期五。


我欣喜若狂,马上买了机票,准备回到巴尔底摩,为了不惊动堂妹,我在网上,根据美国的邮政号码,找到一家离医院最近的,最便宜的旅店。我只定了两晚,谁知,却住了五晚,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


原来,医院董事会不同意给我分期,因为这样会破坏医院的政策。到了医院我才明白,手术费并不贵,7000美金,但住三晚医院,费用却高达18000美金,平均每晚6000美金,根据医院政策,没有买保险的病人更要事先一次过付清医药费。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筹集这么多钱?我准备放弃,因为深知,美国的经济下滑的利害,股票大跌,裁员又多,而且亲朋好友的孩子都是刚刚开学,就是暂借,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朋友在电话中极力说服我,这是关乎我一生幸福的机会,实在不应该放弃。我要求见主诊医生芒特,我的决定应基于他对手术的信心。足足等了四个小时,芒特医生出现在我面前:他告诉我,星期五的手术取消了,因为董事会主席说了“不”,在经济方面他无能为力,但他对手术绝对有信心。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二十四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二万五千美金。全部用的是信用卡,这是最快的过数方法。这份人情,我永生永世都还不清。


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


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二十二小时。


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塞。


最可怕的,要是脱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赛纳医院是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全部都是单人病房,有独立卫生间、电视音响和电话。手术后,我被送入其中的一件单人病房。第二天一早,芒特医生的助手莱蒙医生来到我的房间,他一进房间,就高兴地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说:“你今天就可以坐起来,可以的话你还可以走路o”我不是十分相信,伤口还在流血,身上多处还吊着管子。在香港做这种手术,起码要在床上躺一个星期。我只追着他,问何时可以见到芒特医生,因为我担心出院的问题。自从芒特医生同意我可以手术后直接从医院回香港,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这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二十二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塞,最可怕的要是脱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所认识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对我这种做法做出强烈的反应,连我敬重的一位华裔美国陈医生也强烈反对,是他把我推荐给芒特医生的,他坚持要我在美国起码住上两个月,他不能想象我在飞机怎么办,“你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当他知道芒特同意,气的连说:“他太自信了,太自信了。”最支持我的一位朋友,是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高层做事,专门和医院打交道,她急的也在电话里大叫:“你不了解美国文化,产妇流着血,他们也会签字让她上飞机的!”说实话,我心里也紧张,虽然我知道,只要回到香港,就可以入住医护条件一流的护理医院,但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致电回香港,向我最信任的一位医生咨询,他是香港医管局的顾问医生。他告诉我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关节脱位的的可能,全靠主诊医生的临床诊断,也就是说,只要主刀医生同意,可以回港。他的话增添了我的信心。


但是一路上我是否能照顾自己,还是个疑问。因为我买的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来回机票,我必须回到旧金山上飞机,到马尼拉再转机回香港。而由巴第摩去旧金山,还必须在匹兹堡换机。全程加上时差,整整两天时间。


吃完早饭,一位金发的年轻女子来到我的房间,她自称是物理治疗师,不由分说,把我从床上拖起,我有些惊惶,连连说:“还未坐过,怎么就走?”居然,我扶着助行架,走出了几步!


下午,芒特医生穿着手术服,乘着手术间的空档,带着莱蒙医生来看我,他叫着我
的名字:“Adeline,don't worry anymore, I did a great job!”(不要太担心了,手术做得非常好!)我衷心地感谢他,因我已明显的感觉到,以前令我日夜坐立不安的痛患处,如今却出奇的舒服。但对如何回家的忧虑占了上风,芒特医生听了我的长途旅行细节,不禁也骤了骤眉头,原采他的病人最远是回到加州,五小时的旅程。“I will do something!”(会有办法的)临走,他拥抱了我。


我的事传遍了医院,连着两天,进出我病房的人没停过。当医院的社工丽莎、顾客服务部的敦能、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长依瑟、病房护士邦妮和我,我们五个女人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研究的时候,我心升歉意,是我给医院出了难题。我不好意思地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也太疯狂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No,you are a brave girl, we are all proud of you!”(不,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医院没有按常规,在三个晚上后让我出院,反而替我输了五百CC的血,我知道,我并不缺血,此举是为了增加我的体力。除了用药物防止血拴塞,医院还送了我一副单拐,鼓励我在飞机上行走。考虑到机上和机场的座椅和座厕,都不符合我这类病人使用,她们又自制了加高坐垫,又怕那些椅子太硬,还找了一个厚厚的软垫让我带上。


丽莎恳切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失踪,尤其不要在马尼拉。”我微


笑着说:“放心啦,真要发生,我会挑旧金山o”她说:“我同意,


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o”


9月12日,我真的要出院了。清晨六点半,莱蒙医生就来和我告别。看的出,他有些担心:“你想清楚了,一定要今天走?”他忧郁地看着我。我坚决地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说了句令我心寒的话:“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珍妮,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她最心疼我,曾打算把我领回家。那天是她的休息日,她还是开车回到医院,和丽莎一起打点一切。


医院付钱为我叫来了出租车,她们不想节外生枝。出租车门前,丽莎恳切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失踪,尤其不要在马尼拉。”我微笑着说:“放心啦,真要发生,我会挑旧金山。”她说:“我同意,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我带着她们的祝愿和忧虑,带着芒特医生对航空公司的保证和建议,带着许多辅助装备,上路了。


事先已想到,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旧金山到马尼拉的这一程,足足要飞十三个小时。
可是,没想到的考验超出我了想象。


我从匹兹堡抵达旧金山机场的时候,离起飞时间还有五个小时,航空公司柜台还未开始办理登机手续。用轮椅推我的地勤服务员,一个墨西哥老头,不满意我给他的小费太少,我给了他两元美金,另外有付了行李车费三元。我向他解释我从医院出采,已搭乘了两程机,真的没什么钱了。他硬要把我撂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并要拿回轮椅。这人蛮横不讲理,英语又不好,我无法和他沟通。急中生智,我想附近一定有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果然,就在柜台附近。我找到他们的主管,他知道我,也收到由总部转来的医生信。总算解决了轮椅问题,但他不让我随身携带拐杖上飞机。我向他解释,我必须要在机上行走,助行架在机舱里打不开,我只能用单拐。他坚持说这是911后采取的安全措施。我问他,难道你认为我这个已剩下三分气的人,还有能力用拐杖去劫机?但他不容我分辩,就把拐杖寄舱了。


好在这次推轮椅的墨西哥人是个善良的老人家,他不介意只有一元小费,服务热情周到。知道我想吃一碗中国面,把我推到机场唯一的中国餐馆,为我买了一碗香港特色的鱼蛋粉,并嘱咐我慢慢吃。为了避免去厕所,我一路上我尽量少吃少喝,搞得手软脚软,这一碗面,使我恢复了少许体力,不至于上不了飞机。


登机了,果然我用助行架无法走到自己的座位,惊动了机长和乘务长,我说出了拐杖的遭遇,机长果断地说:“开舱!”在等待拐杖的会儿,我向身后看去,包括头等舱的客人,长长旅客队伍排满了登机的走廊,安静地陪我一起等待。我向他们抱以苦笑,他们却向我点头,表示谅解。


飞机起飞了,加速,一次,两次,都不成功地凌空而起,只能回到停机坪。看到地勤修理人员拿着工具,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时,我有点后悔平时没什么信仰,搞得现在想祈祷,也不知那方菩萨神仙肯受理。我怕万一修理不好,换机就麻烦了;我又怕就算修好了,也迟了,到马尼拉,赶不上下一班回香港的飞机,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两小时,终于飞机可以起飞了,这时已是美国西部时间13日的凌晨2点了,我从医院出来,已经折腾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还未能离开美国领土。我又累又痛,加上又惊又担心,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菲航对我算是不错了,另外送我三个位子,使我能在机舱中间的四个连体位子上平躺下来。 


我不敢睡觉,因为,手术后为了防止脱位,还严禁病人交叉双脚,所以睡觉时两腿之间要绑上一个特制的海绵大枕头,枕头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寄舱。所以,我也不敢吃止痛药,这样不至于熟睡,我请空中小姐邦我把从医院带来的冰袋,换过新鲜的冰块,敷着冰,听着音乐,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十三个小时。 


在马尼拉转机很顺利,不过我到香港时,人好似虚脱一样,以至菲航的香港工作人员上机看我时,坚决拒绝我去移民局过关,他们指挥救护车开到飞机下面,并派人去领取我的行李,警察在机舱口拿取了我的资料,邦我办理入境手续。香港的那位顾问医生出的证明,使救护车能第一时间把我送进有着我全部病历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躺在救护车上,看到天空的蓝天白云,想着这一路的风和云,表面看,我孤身上路,但背后有多少人在护航,我才能不畏这漫漫八千里云的密、路的长,我才能有惊无险地回到香港,我的家。 


 


聂崇彬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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