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潭书院与聂焘
昭潭书院与聂焘何银坤
昭潭书院之于湘潭,从文化影响的意义上来讲,就如同岳麓书院之于长沙,石鼓书院之于衡阳。
昭潭书院在湘潭城里头喇叭 ..
昭潭书院与聂焘 何银坤 昭潭书院之于湘潭,从文化影响的意义上来讲,就如同岳麓书院之于长沙,石鼓书院之于衡阳。 昭潭书院在湘潭城里头喇叭街,是湖南科技大学雨湖校区,也是湘潭市区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昭潭书院的前身是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知县方伯创建的义学。义学突出慈善性质,即旧时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蒙学,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学生不用交学费。由于义学规模小,越来越不能满足求学的需求。乾隆八年(1743),知县李松带头捐出俸银并联络湘潭士绅乡贤,在学宫东的空地上耗时两年扩建义学为书院。昭潭书院,名称取自湘潭境内昭山的湘水昭潭,显然还有昭彰湘潭的意义。书院南临街有一座屏墙,青瓦砖墙,两端各有一门为东角门和西角门。坪北为大门,青砖瓦墙,门上有“昭潭书院”匾额,南北两面有走廊,现已拆除。入门后有通道直通二门,方进入书院内院。两门之间为一小院落,再进为明伦堂,是书院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讲堂。堂为青瓦重檐,东西为马头墙,堂中4柱,前后有廊,各2柱,两边为侧门,带有厢房,东门称“腾蛟”,西门称“起凤”。再往北有井屋、丽泽堂,丽泽堂上层为奎星阁,仿照山东曲阜孔庙的形制,既祀奉主宰文运之神奎星,又为藏书之所。 书院的建成,对于湘潭是一件前无古人的盛事。古人笔下记录不少。乾隆间,提督学政阮学浩的《昭潭书院记》,称赞书院“连甍飞闼,既巨且丽”,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昭潭书院高大上,规模一流,教学设施应有尽有,既有讲堂,又有宿舍,还有图书室和储藏室。乾隆间邑人何元樽写下《昭潭书院赋》,自豪之情流露笔端:“此固一邑之特佳,与碧泉、锦湾而竞秀;抑亦三湘之最胜,同橘洲、枫浦而不群者也。则有名流硕彦,学士大夫,寻芳选胜,歇马停车。”元樽先生笔下的昭潭书院是全县风景最美之处,可以与碧泉窑湾媲美,与长沙的橘子洲和浏阳的青枫浦齐名,是硕学鸿儒名人学士盘桓流连的文教圣地。 昭潭学院建成之后,聘请山长的工作开始了。山长,书院的主讲兼学院总管。既是书院的管理者,也是书院的主讲人,山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书院的发展。衡山荆林聂焘进入主事者的视野,他与岳麓书院山长旷敏本同出衡阳宿儒彭仕商门下。聂焘(1694--1773)字闲有,号环溪,雍正十三年(1735)乡试中举,乾隆二年(1737)进士。乾隆十一年(1746)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聂焘两度担任书院山长。昭潭书院能够在清朝辉煌一时,聂焘居功至伟。 聂焘绝对是一位优秀教师。他治学严谨,建章立制,教学勤恳,平易近人。春天之初入学院,冬天快结束才放假。每年对《四书集注》《五经》《纲鉴》《性理》《近思录》,依次讲解,讲解《小学》一书尤其精到。他焚膏继晷,夜以继日,教授作文,常常批改到半夜。每个月有月考,早上开始考试,傍晚才结束。对考试试卷,批改尤为精细,常常“寒暑昼夜批改不倦”,“标其优者,用资观摩”。他关心学生,对贫困生青睐有加,“尤加意贫士,不受贽仪,且分金以助之”,不仅不要学费,还主动资助完成学业。学生胡心广请他为族谱作序,聂焘欣然写下《湘潭拗柴胡氏族谱序》和《湘潭拗柴胡氏族谱后序》。 更难能可贵的是聂焘深谙教育规律,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昭潭书院学约记》中记载:“教及门者,以立志远大,变化气质为先务,敦朴实,慎交游,养明性,以为读书明道之基。”注重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认为这才是读书悟道的基础。聂焘带领学生祭拜孔子,参谒朱熹、张栻、胡安国、真德秀四贤祠,来鼓励学生,以正学风。 聂焘精心治校,成绩卓著,一切井然有序。“自先生来主讲席,每年肄业者不下数百十人,相亲相敬,严惮自生。下至厮役门隶辈,咸安戢不敢肆。墙壁户牖、公置书籍器用,一一无或损坏。讲堂学舍,所在肃穆。” 离开昭潭书院后,聂焘在乾隆十三年八月(1748年9月)出任镇安知县,开始了他八年名宦的开挂生涯。下车伊始,聂焘看到的是镇安的荒凉偏僻,百姓贫苦。他体察民情,致力民生,打虎除恶,招募垦荒,捐资助学,修路架桥,设置义仓,引进养蚕技术,发展纺纱织布业,他勤政廉政,政绩卓著“时推陕南第一”,成为一代廉吏。继母去世,他丁忧回湘,再度执掌昭潭书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聂焘去世后,入祀镇安名宦祠、凤翔乡贤祠。 聂焘出为良宦,造福镇安百姓;入为良师,谱写昭潭书院的历史。他笔耕不辍,有《存知录》《环溪草堂文集》《镇安县志》等传世。值得一提的是,聂焘的孙子、礼部主事聂镜敏在退出政坛后出任昭潭书院的山长,并著有《昭潭课士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