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聂氏名人录》补正了聂政其人其事？

【编者按】聂政是第一个被记录在正史中的聂姓人物，其事迹，二千多年来被广泛传扬。但从传扬的情况看，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有说聂政刺杀的是韩相，有说聂政刺杀的是韩王，其过程细节，更是被演绎或艺化成“色彩斑斓”。到底历史的真相如何？以及与聂政相关的文艺作品又是如何传承？通过编写《中华聂氏名人录》，通过比较全面考证与聂政相关史料，本文尽可能把一些有争议的内容提供大家进行辨识。并在《中华聂氏名人录》出版之际，发表本文，特呈请全国聂氏宗亲品读指正。
本文，笔者带你追溯历史……
一、《战国策·韩策二·韩傀相韩》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韩策二中有一篇《韩傀相韩》，记录聂政刺韩傀事。原文：
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
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
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
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
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
《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像普通的记叙一样，先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但后文却交待了，聂政刺杀韩傀是在韩国“东孟之会”现场。根据史学家的研究，韩国“东孟之会”发生是韩国国内政治矛盾、国际形势压力以及“士”阶层崛起三者交织的结果。“东孟之会”很可能是韩国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与魏国等会盟）而举行的一场重要外交活动，时间是韩哀侯时代，更确切被认定为公元前371年。据此可定，聂政刺杀韩傀是在韩哀侯时代。这与文中“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相互印证。
二、《史记·刺客列传·聂政》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中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该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还有高渐离附其中）六个刺客。其中聂政居第四。原文：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骥，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竞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曰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曰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谬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史记》中这篇文章，倒是在开头就清楚地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严仲子事韩哀侯”。这与《战国策》记述的时间没有矛盾。虽然《史记》只记录现场是“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没有说是“东孟之会”现场。但认定的时间是相同的。是韩哀侯时代。所不同的是：《战国策》记录聂政除刺杀了韩相，还“兼中哀侯”（是死是伤未明确）。《史记》删去了“兼中哀侯”之语。
《史记》中的韩相，写作“侠累”，《战国策》中的韩相，写作“韩傀”。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解：“侠累名傀”。对象是同一个人，没有矛盾。除此之外，《资治通鉴》写作“韩廆”、《韩非子》写作“韩庞”、《艺文类聚》写作“韩傺”、《太平御览》中写作“韩傫”。可能是古籍中音同字不同，或形同音不同引起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方面读者阅读下文。
三、《琴操·聂政刺韩王曲》
《琴操》是解说琴曲标题的著作，传为东汉蔡邕所撰。全书共两卷，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作品最为丰富而详尽的专著。原书已佚，经后人辑录成书。包括有：诗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间杂歌二十多首。《琴操》首述琴的形制、作用，然后为五十首琴曲作了题解及歌词。书中对每首作品的有关故事内容都作了介绍，这些故事带有浓厚的民间传奇的色彩。其中“河间杂歌”《聂政刺韩王曲》。解曲原文：
《聂政刺韩王》者，聂政之所作也。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期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壮，问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杀韩王，乃学涂入王宫，拔剑刺王，不得，窬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韩，道逢其妻，从置栉，对妻而笑。妻对之泣下，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聂政出游，七年不归，吾尝梦想思见之。君对妾笑，齿似政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齿，尽政若耳，胡为泣乎？”即别去。复入山中，仰天而叹曰：“嗟乎，变容易声，欲为父报仇，而为妻所知。父仇当何时复报？”援石击落其齿。留山中三年习操，持入韩国，人莫知政。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王召政而见之，使之弹琴。政即援琴而歌之，内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韩王，杀之，曰：“乌有使者生不见其父，可得使乎？”政杀国君，知当及母，即自犁剥面皮，断其形体，人莫能识。乃枭磔政形体市，悬金其侧，有知此人者，赐金千斤。遂有一妇人，往而哭曰：“嗟乎，为父报仇邪？”顾谓市人曰：“此所谓聂政也。为父报仇，知当及母，乃自犁剥面。何爱一女子之身，而不扬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结陷塞，遂绝行脉而死。故曰《聂政刺韩王》。
《聂政刺韩王曲》曲解这段文字，是由多个故事拼凑而成。除了聂政刺韩王主线，还杂糅了豫让刺赵襄子与高渐离刺秦始皇故事中的情节，同时，蹈袭了干将、莫邪铸剑传说。通过集合各人物故事的极端情节，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尊严、承诺、牺牲与反抗、复仇的宏大叙事。反映出壮士“舍生取义”人生价值观和侠客“士为知已者死”铁血精神。很显然，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聂政，而非真正的聂政，是刺客、侠客群体的集合体。聂政所刺杀的本是韩相，这里改为“刺韩王”，是怼对手强大的艺术再提升，为的是增强曲子（故事）的震撼性。《解曲》内容出自蔡邕之手，但《聂政刺韩王曲》不可能是聂政所创。
蔡邕撰《琴操》之后，当时的《聂政刺韩王曲》并没有特别走红，但上述这段解曲文字——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却被广泛流传，被人们津津乐道，以致后来一些艺人（文人、音乐家等），又在这段文字的基础上，加上许多细节，把故事通过文学、音乐等演绎成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吸引了无数读者，聂政也因此更加“英雄”、更加“闪耀”。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个《解曲》中的聂政不是真正的聂政，是好几个血性男儿的综合体，是艺术加工的聂政。
至于《聂政刺韩王曲》这个曲子，蔡邕是否写有“文字谱”（那个时代的曲谱，只有文字记谱），以及曲谱存入何处，又如何传给后人，反而成为千古之迷，至今尚未揭开。
四、《广陵散》
中国音乐史上著名十大古琴曲之一《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据传就是《聂政刺韩王曲》。
《广陵散》因为嵇康而出名，又疑因嵇康而绝代。
嵇康，字叔夜，是曹操的曾孙女婿，曾任曹魏的中散大夫，所以有称“嵇中散”。
嵇康是三国时期 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并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倍受人们关注。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十三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嵇康要比阮籍更高出一筹。
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政客们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因他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公元262年，因吕安涉嫌反司马氏的案子，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将嵇康牵连进去，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但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接纳。而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他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弹毕之后，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戮，时年仅四十岁。
嵇康的品质与才华，以及特定相关的历史事件，使《广陵散》名声大噪，成为曲中经典。也使曲子背后聂政的影响力更具震撼，无远弗届。
嵇康生活的时代，与聂政生活的时代，相差600多年，与蔡邕生活的时代，也相差近百年，那么《广陵散》又是如何被嵇康所得呢？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古典的记载寻找出一些线索。
三个神话。
①《晋书》所载：嵇康尝游会稽，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忽客至，自称古人，与谈音律，辞致清辨，索琴而弹曰：“此《广陵散》也。”声调绝伦，遂授于康，誓不传人，不言姓而去。
②东晋葛洪《嵇中散孤馆遇神》:“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至女巫之墓，墓与屋相连，人与鬼同居，乃叹曰：“阴阳两界，实一墙之隔耳”。遂夜宿仙台，见月光泻泻，清风徐徐，碧波荡荡，仙岛渺渺，天台巍巍，星汉迢迢。赞曰：大美不言，真人间仙境也！忽闻谷中琴声幽幽，玄乐绵绵。寻声觅去，至一茅舍。屏息静听，恐乱仙音也。曲终，一清丽女子开门曰：“先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请入内稍坐”。康喜遇知音，欣然入室。备茶对坐，方知是谷中女巫。虽人鬼殊途，竟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谈至兴浓，康曰“敢问神女所弹何曲？”神巫曰：“情之所至，信手而弹耳，无名之曲”。康请教再三，始授之，今《孤馆遇神》是也。神巫曰：“见先生爱琴，吾另有《广陵散》相赠。此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不可轻传”。康问“何人所为？”对曰：“广陵子是也。昔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康恍然大悟，恭请神女赐之，习至天明方散。
③三是《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中说："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衣革带，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曾任曹魏的中散大夫)心中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击其头曰：“闻之奏琴，不觉心开神悟，况若暂生。”邀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辨，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 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遇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能怅然。”
神话将事物神秘化，产生神秘的艺术效果，更使人增添欲望和兴趣，但却使追寻事物真相留下悬念重重。
从上述神话的反映的本质看，《广陵散》的“原始底本”当然不是嵇康所创，而是有人传授，或嵇康从古资料中获取。
至于《广陵散》之名称，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广陵散》最迟在东汉就已出现了。《广陵散》原是东汉末年流传于广陵地区（即今安徽寿县境内）的民间乐曲，“散乃曲名，如操、弄、引、吟之类”。有证据是：汉代的应璩（190年 - 252年）在给刘孔才的书信中就提到“听广陵之清散”。史传东汉末年的杜夔最擅长演奏的是《广陵散》，《广陵散》不可能是嵇康给取的名。二说《广陵散》中的广陵指江苏扬州，曲名《广陵散》，与晋初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反对司马氏，在广陵地区败散一事有关。“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名篇者，由音哀伤痛息”。由此推断，《广陵散》之名称有可能出自嵇康。
虽然学者和民俗学家都作了大量的考证，但《广陵散》究竟是怎么来，至今仍是未解之迷。不过有一个事实，那是基本肯定的。即《广陵散》的前身是《聂政刺韩王曲》，或《广陵散》就是古《聂政刺韩王曲》。嵇康得《广陵散》的有关记载中，虽然写得诡诞，但华阳亭嵇康遇到的幽灵，“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其原形应当就是聂政。同时《嵇中散孤馆遇神》中，也直接表明“广陵子是也。昔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说明此曲与聂政有关。更有据的是，今存《广陵散》曲谱，谱中有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这些与蔡邕的《琴操·聂政刺韩王曲》曲解完全吻合。所以历来琴家即把《广陵散》与《聂政刺韩王曲》看作是同曲异名。
嵇康被杀害之后，《广陵散》并未像嵇康所感叹一样从此失传，这又是《广陵散》的另一个奇异。
《晋书 ·嵇康传》：“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
《广陵散》并不因为嵇康之死而“于今绝矣”，嵇康之后，《广陵散》反而声名鹊起，广为人知，弹家不绝。
嵇康之后，《广陵散》又是如何传世的呢？
现代有人研究认为;《广陵散》的前身 《聂政刺韩王曲》在嵇康之前，可能是首禁曲。因为不平和，充满杀气，被主流排斥，从而一直在名曲的边缘游走。于是会弹的人很少，但也不是没有人会弹。比如史传东汉末年的杜夔、杜猛父子也善于《广陵散》，虽然传说并不可靠，但说明一个问题：《广陵散》是有特殊途径流传的。就嵇康一脉而言，据传：嵇康之外甥袁孝尼（即袁准，魏国郭中令袁涣之第四子）已偷学了《广陵散》。《琴书》曰：“嵇康广陵散本四十一拍，不传於世。惟康之甥袁孝尼能琴，每从康学靳惜不与，后康静夜鼓琴弹广陵散，孝尼窃从户外听之。至乱声小息，康疑有人，推琴而止，出户果见孝尼，止得三十三拍。后孝尼会止息意，续成八拍，共四十一拍，序引在外。世亦罕知焉。”
总之，《广陵散》名曲还是传下来了。明代皇子朱权从明宫廷里面发现了《广陵散》秘本，这个曲谱是从隋代宫廷收藏的旧物。被朱权记录在《神奇秘谱》。《琴书》云：“世亦罕知此曲。后至隋，此曲传于宫中。隋亡而入于唐宫。唐亡，其谱流落民间。至宋高宗时，御府复收此曲。明朱权《神奇秘谱》所载，即此谱本也。”朱权《神奇秘谱》：“然广陵散曲，世有二谱。今予所取者，隋宫中所收之谱。隋亡而入於唐，唐亡流落於民间者有年，至宋高宗建炎间，复入於御府。经九百三十七年矣，予以此谱为正。故取之。”
世传《广陵散》谱本重要者有三，不只二谱。朱权《神奇秘谱》 上记载的 《广陵散》 谱本，也是可以见到的最早、最为众人认可的记载。另两个谱本是 明代汪芝收在 《西麓堂琴统》 中的甲、乙本 。
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又回到了人间。现存之《广陵散》，全曲基调深沉、粗犷、质朴而气魄宏大，是当时一首十分杰出的乐曲，也是篇幅最长的古琴曲之一。综观全曲，“纷披灿烂，戈矛纵横”，愤慨不屈，气势磅礴，风格独特，结构庞大，浩然之气贯注始终。
也有人认为：嵇康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古琴谱子有特殊性，在没有古琴减字谱出现之前，古琴的曲子流传下来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文字谱。文字谱，顾名思义，用文字记录下一首曲子，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很难完全体现一首曲子的风格，唐代，琴家曹柔把文字谱中每一句关键的字简化出来，形成特殊的符号，即为古琴减字谱。减字谱字简而意到，大大消减了琴谱的繁琐度，形成了很简单的记录和参照方式，从此后，减字谱一直沿用，距今已有千年。但是减字谱也只是指法谱，只能标出弦位和指法，和最早的文字谱一样，不能准确地标识出一首曲子的音高、节奏、节拍等，也就是不记载旋律节奏。一支曲子，演奏者无论拿到文字谱还是减字谱，根本无法还原，要想顺利弹奏和传承，还需要进行打谱，也即定弦、定调、定音等技术性工作，还需要探索和再创作，或者跟某个老师学习。嵇康那个时代，即使有《广陵散》古琴谱流传，也只是文字谱，没有嵇康的亲传，后人难以弹出嵇康《广陵散》的曲风。
五、《棠棣之花》
郭沫若《棠棣之花》也叙述聂政刺韩相侠累（即韩傀）的故事。作品经文艺加工，聂政刺侠累的行为超出了“士为知己者死”，而升华为雪家国“公仇”而舍身报国的崇高行为。
“棠棣”出自《诗·小雅》之《常棣》一诗，是周人宴会兄弟时歌唱兄弟亲情的诗。“常棣”，亦作“棠棣”。棠棣是一种植物，蔷薇科，因花开繁盛、朵朵相依，古人常用它来形容手足亲情。《诗经》注《毛诗序》：“常棣，周公燕兄弟也。”燕，通宴。
《棠棣之花》剧情简介：
第一幕：聂母墓前
聂政和姐姐聂荌看望去世三年的母亲，聂政吹箫，其姐歌而和之，聂政此番前来告别母亲，守孝三年已到，聂政要去寻严仲子，干出一番事业，姐弟二人在母亲坟前告别。聂荌唱歌：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随后又唱起：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进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第二幕：濮阳桥畔
严仲子和韩山坚打完猎在酒家处喝酒，偶遇聂政，聂政与二人小酌。幕一开始酒家女春姑和母亲对话，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志气的姑娘。酒家母和韩山坚去赏玩，因而走远。严仲子与聂政交谈，三年前严仲子求助聂政未果，如今聂政已无后顾之忧，愿意帮助严仲子，严仲子向其陈述天下大势：严仲子和侠累原为韩侯的左右手，然而侠累劝告韩侯和赵国、魏国三分晋国，又时常挑拨赵国、魏国与韩国的关系，最近又勾结秦国，在严仲子看来，此人如同国贼，三年前严仲子冲动想杀侠累，被韩侯得知，于是只好逃跑。如今韩山坚是韩侯的人，私心也看不惯侠累，于是带消息给严仲子：几日后，侠累将与秦国使者在东孟见面，此次秦国是想诱引韩国攻打魏国，打下魏国后，侠累便可成为魏侯。目前紧要之事就是要找人接近侠累，聂政马上提出愿意前往，十五岁时聂政失手杀人，因为杀的是亲秦派，他本人主张抗秦。期间酒家女春姑含情脉脉为二人斟酒，幕最后，聂政与韩山坚上路。酒家女春姑送聂政一枝桃花。
第三幕：东孟之会
第一场
韩山坚与侠累对话，期间韩山坚不乏假意恭维之态。侠累听说韩山坚府上来了一位年轻的秦国医生，希望叫他来商量毒害严仲子的事宜。
第二场
侠累与韩侯面见秦使，面见前，韩侯还问侠累如何措辞，可见韩侯已经无力掌管韩国，一味听从侠累摆布。秦使来，双方达成共识，秦国与韩国一同联手讨伐魏国。此时聂政假扮秦国使者上前，韩山坚大声疾呼，假意告知他这是侠累，于是聂政刺杀侠累，其间也将韩侯杀死，侠累醒悟知道韩山坚是叛徒，命令士兵杀死韩山坚，最后韩山坚死，侠累临死前询问刺客身份，但聂政已经自杀，还割了自己的面容，侠累后死。
第四幕：濮阳桥畔
酒家母和酒家女春姑对话，酒家女春姑在思念聂政，舞台暗转出现第二幕送别之景，暗示酒家女春姑的思念。聂荌女扮男装来此，酒家女春姑一样看出她不是聂政，而酒家母则分辨不出。此时有盲人和孙女来此唱歌，将聂政的事迹传唱。聂荌得知自己兄弟的下落，最终说出自己是女儿身的身份，她知道聂政一定是怕别人找到自己（二人为双胞胎，长相酷似）才自毁容颜，春姑感慨后决心跟随聂荌。二人女扮男装，酒家母知道女儿志向所在只好不加阻拦，二人上路，盲人爷爷和孙女被酒家母留住在酒家。
第五幕：十字街头
两位卫士看守聂政尸首，并且谈论聂政做的事情，也认同侠累是个国贼，春姑和聂荌上，二人被吓逃走，聂荌哭泣并且要自杀，春姑提出先走一步，聂荌劝她不要死，一来要将聂政的故事传颂，二来也要体恤母亲，即便是要死也应该等母亲走后，春姑只好同意，但也割腕表示自己不怕死的决心。聂荌自尽，春姑离去。卫士上，搜捕春姑，春姑被捕随即气绝（之前割脉让她体力不支，但是气绝之前告知了在场所有人真相），两位卫士的上级搜查春姑，卫士听到春姑的话深受感动，刺杀他们的上级，并听从春姑的话，欲将此三人埋葬在山上。结尾处聂政在中间，聂荌、春姑在左右，三人尸体被抬向牌坊，舞台背幕有一片红光，表示太阳已经上升。全体在合唱中闭幕，合唱歌曲为《去吧，兄弟呀！》
郭沫若作《棠棣之花》曾经过五次修改。第一次创作，1920年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第二次1922年发表于《创造季刊》创刊号；第三次1925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聂荌》；第四次193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甘愿做炮灰》；第五次即1941年，在前四次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1941年11月20日首演于重庆抗建堂，在演出过程中再加以整理，最终于1942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郭沫若对《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三书是进行过考证的。他在《我是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说，“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棠棣之花》不是绝对的写实，而是在基本史实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艺术改造，其中无中生有创造出很多人物，比如酒家母女，盲人爷孙，卫士等人都是为衬托主题。
《棠棣之花》的历次修改均对应着现代中国的“危机时刻”。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历次修改中，聂政的“暗杀”色彩消失，聂荌和酒家女的“扬名”之举得到凸显。这些修改对应着晚清以降的革命者身份变迁，其中渗透着郭沫若用以对抗阴谋政治的“真诚”理念。传统伦理在剧中被更新为可以无限扩张的“最广泛的同类爱”，凭借极高的情感强度引发观众的普遍共鸣。但郭沫若历史剧并非简单地诉诸情感煽动，它的“诗性”与历史必然性相关。面对作为“战国时代”的抗战时期，郭沫若不是像“战国策派”那样意图效仿“强侵弱”的秦国，而是从小国弱国的历史中发掘出正义性与自由反抗的精神，为暂时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找到了一条“弱中生强”的道路。
1941年，正直抗日战争跨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五幕史剧《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看了7次，报刊发表大量剧评，好评如潮，《新华日报》还特辟《<棠棣之花>剧评专栏》。为专栏题名的是周恩来。
《棠棣之花》通过表现聂政这样的侠义之士“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均贫富、锄强权；甚至“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以“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节相关内容摘自种春风、罗雅琳等人的概括和评述）
六、最接近真实的聂政
上文《战国策·韩策二·韩傀相韩》、《史记·刺客列传·聂政》、《琴操·聂政刺韩王曲》、《广陵散》和《棠棣之花》等五部作品，介绍或塑造了“五个”聂政角色。很清楚，《琴操》、《广陵散》和《棠棣之花》中的聂政是经过艺术加工、艺术塑造的人物，而不是真正的人物本身。故事主题是文学，借用的是人物精神，而非人物生活的真实历史。通过对上文资料的剖析，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明白，民间传说中或网络传播中，聂政之所以有那么多样的人生，是因为艺术家们热衷于对他进行了艺术提升。真实的聂政，只能是《战国策》和《史记》中的聂政。
不过，对比《战国策》中的聂政和《史记》中的聂政。两者还是不完全一样。或者说《战国策》对聂政的记述和《史记》对聂政的记述，细节有所差异。虽说是“细节”，“关碍”颇突出。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以致千百年来，人们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争议较多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时间问题，到底是韩烈侯在位时，还是韩哀侯在位时，二是是否兼杀韩国君（韩烈侯或韩哀侯）以及韩国君是否被杀死。两个问题又关联紧密，解决一个，另一个则自解。下文就这两个问题，作个推测性的分析。
《战国策》共33卷，约12万字。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西汉刘向只是考订、整理并为书定名《战国策》。《战国策》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记载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在运笔手法上，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编年体、别国体史书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不完全可靠，很多内容明显是虚构文学故事。尤其记事不分轻重，很多没有标注年月，不以实录为宗旨，严重贬损了其史学价值。所以，《战国策》所记载的《战国策·韩策二·韩傀相韩》自然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相。但《战国策》的成书早于《史记》，所以，可以认为这是“聂政刺韩傀”最早的史料之一。《史记》为纪传体正史，具体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相互参照，记事比较翔实。但《史记》中有大量的材料来源于《春秋》、《尚书》、《左传》、《战国策》，甚至精彩片段司马迁原文照搬。尤其《战国策》对《史记》有很深的影响。从《史记·刺客列传》文字内容看，显然司马迁引用了《战国策·韩策二·韩傀相韩》的内容。不过，司马迁也肯定发现了史实中的一些问题，于是对某些内容作了更改。诸如：时间上，明确“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时代，删除了“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内容。以及增加了，聂荌语“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情节。等等。
就时间论，上文已澄清，《史记》认定的“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战国策》记述“东孟之会”现场，时间是吻合的。确定聂政刺杀韩相韩傀事件发生在韩哀侯执政时代，这本没有问题，但又有问题。问题出在司马迁在《史记》的另一篇文章《史记·韩世家》中，却有这样的记载：“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同一个作者笔下，同一个事件（聂政杀韩相侠累），记录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毫无疑问其中一个是笔误或是错录。 
现在要论证的，到底哪个是笔误或错录。
《史记》删除了“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内容。或可是打开这个问题的“钥匙”。
司马迁《史记》肯定了聂政只杀死侠累，而没有杀死韩哀侯。杀死韩哀侯的，是另有其人，这人是韩山坚。按正常思维，这是不会错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记史学家，记时间可能有笔误，记事件是绝对不会有笔误的。司马迁当然也是有依据的，司马迁肯定见过更早、更原始的档案、编年史资料等。如古本《竹书纪年》就有记载：“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韩若山即韩懿侯）、《史记·年表》云：“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所以，司马迁《史记》认定韩哀侯系被韩山坚（韩严）所杀是可靠的。
问题在于时间上，司马迁《史记》认定“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根据史料，韩哀侯总共执政六年，死于第六年（被杀），这个认定没有问题。并且根据现代学者推算，韩哀侯六年就是公元前371年。这应当也是可靠的。
至于聂政杀韩相侠累，到底发生在什么时间，还是很难认定。司马迁《史记》显然记叙有矛盾，矛盾的根源可能是司马迁在整合不同来源的史料时出现的疏误。再就是战国时代的诸侯年表多有错乱造成（历史学家杨宽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进行重新编排，正因如此）。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如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陈梦家的《六国纪年》等，比较权威认定：“聂政刺韩傀”和“韩严弑君”，很可能是连续事件。聂政刺杀了韩傀，韩严（韩山坚）作为大臣，在混乱中弑君改立懿侯，是事件的后续，或者他本人就是主谋，而聂政是其利用的工具。《史记》可能是将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分成两个事件。郭沫若《棠棣之花》中创作的严仲子、韩山坚和聂政密谋和配合情节，或可以作为辅证。笔者认为：即便“聂政刺韩傀”和“韩严弑君”不是同一事件，有先后之分，这两件事都应该发生在韩哀侯时代（公元前376—公元前371），不是烈侯三年（公元前397年）。因为《战国策·韩策二·韩傀相韩》明确记载“东孟之会”和《史记·刺客列传·聂政》明确记载“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两者是吻合的，没有矛盾的。至于司马迁《史记》在另外篇章中出现“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可以认定为是摘录史料或下笔时疏忽错误。
就时代背景而言，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变革的时期。旧的宗法分封制度和礼乐秩序（春秋时期的传统）正在崩坏，取而代之的是列国间激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在这个背景下，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包括文士（谋士、说客）和武士（刺客、侠客）。这些人不拘于国籍，凭借自己的才能、勇气和信义为赏识自己的君主或贵族效力，政治暗杀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段。“聂政刺韩傀”和“韩严弑君”，恰恰反映了战国时期典型的“公室”（国君家族）与“私门”（卿大夫家族）之间，以及卿大夫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争夺。韩哀侯时代，恰恰也是这种内斗严重损耗了国家的凝聚力，走向了衰败。
记载聂政杀韩相侠累的，除《战国策》、《史记》外，《资治通鉴》、《论衡》、《韩非子》、《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也都有相关线索，然而也都仅只有只言片语，且相关记载在时间、对象、凶手、情节等方面各有差异，不比《战国策》、《史记》更为可靠。本文不再引用作证据。
关于争议较多的两个问题。回答了时间问题，另一个问题相对就容易了。在上文的叙述中，实际对第二个问题已经作了回答。不过，对于聂政在刺杀韩傀的过程中，是否“兼中哀侯”，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一下。“兼中”可以解读为“杀死”，也可以解读为“杀伤”。前者已经被排除，上文已经明确了“韩严弑君”。余下一种可能，就是聂政有可能“杀伤”韩哀侯。如果按《战国策》描述，“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杀伤”韩哀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这个问题，或将永远是难解之迷！不过，作为案件的定性，只能认定“聂政刺韩相”，不能认定“聂政刺韩王”。因为聂政认定的刺杀目标并且杀死的是韩相侠累，不是韩王哀侯。至于是否“兼伤哀侯”，只是附带问题。《聂政刺韩王曲》认定“聂政刺韩王”那是属于“艺术升级”造势。
要补充解释的第三个问题。是《战国策》称聂政“避仇隐于屠者之间”，《史记》称聂政“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聂政所避的到底是什么仇？后代一些介绍聂政事迹的作品中，称聂政出生铸剑世家，父亲为韩王铸剑，因误了工期，被韩王所杀，此为仇。上文分析过，那是蹈袭了干将、莫邪铸剑传说。是文艺作品的渲染。
聂政所避的到底是什么仇？历史记载有意或无意地留下了“空白”。正因如此，后世的民间传说或文学作品，则
基于文本语境和时代背景的推测，或私人恩怨，或“侠义”行为。除蹈袭了干将、莫邪铸剑传说外。传说较多的是（收集于聂政故乡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一带）：“聂政老家有一官吏，为搜刮民财，不断缩小丈量土地的标准尺度，使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聂政路见不平，一怒之下折断官尺，杀死了地方官，为避官家追捕，携母亲和姐姐逃往齐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隐于市井”。但这仅仅是后人将聂政的杀人行为与其“侠士”身份联系起来所作的推测。并非是史书记载的史实！
七、“士为知己者死”
“士为知己者死”，此语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后来《史记·刺客列传·豫让》也引用了相关内容。是刺客豫让为报答智伯知遇之恩、决心为其复仇时发出的誓言。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遇之恩，以死相报”的忠义精神和人格理想，是古代刺客、侠客群体的精神信条之一。
《战国策》和《史记》中，聂政是以刺客的身份登场的。刺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作为斗争的工具来使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刺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杀手，更不同于类似小混混的打手，刺客身上承载有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价值观，还有各个时代围观者的情感情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战国策》中，刺客比较知名者有豫让、聂政与荆轲三人，《战国策》记载他们事迹都比较全面，完整他们的姓名与所发生的事件，篇幅也比较长，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十分生动具体。《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六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附在荆轲故事中），其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四个比较突出，常被称为“四大刺客”。他们的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以死亡的气魄和震动山河的壮举，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
真正的刺客，其精神实质有着强烈的“忠”、“义”、“信”的思想，不求名利、不求回报，为报知遇之恩，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同时，他们也守着侠士之义，有自己的正义感，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底线。所以，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代，人们对此类刺客（另类刺客，另当别论）给予“义士”、“侠士”名声，抱以赞扬态度。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司马迁之所以为刺客作传，这本身就是对刺客“舍生取义”精神的肯定。同时在刺客人物评价中还写了“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之语。
“刺客”与“侠客”是有区别的。刺客，因为受到知遇之恩而愿意舍身捐躯，只求报答所受之恩光荣宠。侠客，有道义在，立志扶危救困，普施恩惠而不求报答。
《庄子》“杂篇”有《盗跖》一篇，其中提到所谓的“侠人”；《吕氏春秋》中的《音律》篇亦有“侠”字出现，但都泛泛而已。最早论及“侠“的，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侠游走八方，置身于江湖山川间，所以又称“游侠”。司马迁《史记》对“游侠”是另行立传的，名目《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等史实。司马迁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有不同看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这些社会底层的行侠之人，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
聂政除具有刺客特征，也还有侠客特征。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壮举，当时可能被认为是除奸惩恶的“替天行道”或聂政还有其它“为民除害、挺身而出”的表现。尽管聂政“路见不平，一怒之下折断官尺，杀死了该地方官”可能属于编造。但至少人们是这么认定的。“聂政避仇（或杀人避仇）隐居于齐国”。尽管《战国策》和《史记》都只一笔带过，但这句话隐含的深意是不能忽视的。聂政“隐于市井”实际上没有真正达到“隐藏”，严仲子之所以能探知聂政的存在，足以说明聂政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而是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保护而不至于被官方追捕。
汉代以后，刺客被儒家感化，刺客文化被逼格更高的侠客文化慢慢地同化，形成了：言出必行、重诺守信；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英雄相惜、重义轻利；不离不弃，患难相扶；为国为民、除奸惩恶……的侠客精神。侠客走到历史前台，扶危济困，主持人间正义。“士为知己者死”上升为“士为天下死”。成为侠客文化的核心内容。直到近代，这种侠客文化、侠客精神，一直是中国人的伟大的精神财富，照耀着仁人志士勇往前行。
有极个别人认为，聂政没有杀死韩相侠累的充分理由，聂政系被人利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是完全没有理解刺客、侠客的精神实质。
在后人的评价中，聂政是被评价最高的刺客、侠客。具有刺客、侠客双重身份，集忠、孝、义、勇、智于一身。
聂政的忠，不是体现所谓忠君，而是反抗暴政，匡扶民间公道，主持人间正义，忠于人民，忠于真理，忠于自己扶危济困的情怀。传言其杀死欺凌百姓的地方官就是最好的体现，最具侠风。孝是聂政的孝心最为感动，身怀绝技，但是为了奉养老母，心甘情愿的在底层做一名屠夫；面对严仲子的重金诱惑，不为所动，只单单一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义是严仲子得知聂政的本领，想与他结交。在与聂政相识后，严仲子以黄金百溢为聂政母亲的寿礼。聂政推辞了厚礼。在得知严仲子的用意后，聂政以母在的理由拒绝了严仲子的要求。在母亲去世后，聂政因严仲子的厚谊，去为严仲子杀了仇人。从始至终没有拿过严仲子一分一毫的好处。同时，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自毁容貌，更是为保护严仲子。勇是聂政一个人单枪匹马直冲入戒备森严的相府，直接杀了韩国的相国。这种勇气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智是聂政，在决定为严仲子去死，去找严仲子问仇家的时候，就做好了一切的打算。首先老母亲已死，姐姐已经出嫁，没有了后顾之忧。然后问严仲子仇家的姓名，知道对方是韩国的相国侠累，便立刻决定去韩国为严仲子复仇。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聂政一是推辞了严仲子多派帮手的建议，二是没有片刻犹豫，马上出发。果然杀了侠累一个措手不及，刺杀其于白昼广众之中。同时，聂政为了保护严仲子，以及防止连累已经出嫁的姐姐聂荌，临死之时，聂政“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故事让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铁血精神。壮烈情怀。
历代音乐文艺作品，文学作品之所以取材于聂政故事为背景，正是聂政的忠、孝、义、勇、智一直与时代的主流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诸如《聂政刺韩王曲》、《广陵散》把豫让刺赵襄子与高渐离刺秦始皇故事的相关情节也糅到聂政故事里，对聂政进行艺术提升，就是反映出聂政确实有那样的智勇和品格。民国时期，音乐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李叔同为庆祝民国成立，写《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则应用聂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来暗喻革命党人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黄兴暗杀广州水师提督李准，以及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中壮烈牺牲的义士，歌颂其牺牲精神。最终对中国的未来展示了美好的憧憬。郭沫若《棠棣之花》剧中更特别强调“士为知已死”这一主题，通过聂政事迹，赞美正义。《棠棣之花》在重庆演出当时的广告语为“一首美丽的史诗，五幕壮烈的悲剧，为自由而舞踊，为正义而歌唱”。
二千多年来，聂政，包括其姐姐聂荌，一直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仰。聂政的故乡“轵深井里”就是今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泗涧村。据传，聂政姐弟俩壮烈后，统治者将他们的尸体暴陈于街市，不准入土，他们故乡的人很快得到消息，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趁着夜色将聂政姐弟运回故园，修建了聂政、聂荌冢，该冢高11米，占地面积300余平方米。至宋代，在冢前方又建了“聂政祠”，祠门上刻有标准衡量尺度，象征着公平正义，祠内供奉着聂政、聂母、聂荌三尊彩塑泥像。祠内还竖有自明朝以来的石碑多通，碑上记述着聂家姐弟的壮烈事迹。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为祭祀日，四面八方的百姓来此烧香，膜拜者络绎不绝。这里至今香火旺盛，灵气十足。据当地众香客讲：求子得子，求雨得雨，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十分灵验。聂政当年刺杀韩相侠累的地方，当时的韩国都城阳翟，就是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今禹州西城门外，有一高台建筑， 名为“聂政台”。据传这是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聂政、聂荌尸体被暴陈的地方，老百姓敬重俩姐弟行为，就地埋葬了姐弟俩，一夜之间两个高大土冢形成，后人又把两冢连起来，砌成了高台，而成纪念聂政、聂荌的“聂政台”。轵城镇“聂政冢”和禹州“聂政台”研究哪个是真正埋骨的地方，未作深入考证。但聂政自古至今是人们心目中永远的“义”侠那是肯定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聂政台位于红星电瓷厂院内，系明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1506-1521年)重修。坐北朝南，为砖石混合建筑，高9.26米，占地面积165.029平方米。
聂政是中华聂族引以为豪的先祖。根据现在对各地古老族谱进行考证，聂政是八世祖或九世祖。有说，我们中华聂姓人性格刚毅、直率传于聂政血性，或许有一定道理。聂政浩然正气留人间，义侠豪情励后人。聂政精神千秋颂扬！永放光芒！
（由于《中华聂氏名人录》不便装载如此长篇的考证文本，于是在《中华聂氏名人录》首发宣传之际，发表此文，对聂政其人其事进行补充，同时，寄望通过些文，抛砖引玉，进一步推动对聂政史实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