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其兵[回贴]
洪武的移民山東
史碩二 戴順居
一、前言
山東地區是中國歷代以來一個人口稠密及經濟發達之區，縱然經歷元末明初的戰亂，洪武年間山東的人口密度，約為河北及河南兩省的1.5倍。此地區應為人口遷出區，不過，洪武年間山東卻是明太祖移民政策的接納區，無論是軍籍移民或民籍移民。山東的人口分布呈現東密西稀的格局，位於山東西部的東昌府成為洪武時期山東主要的移民遷入區，造成山東西部人口稀少的原因，不外乎此地區為元末明軍北伐之戰區，就是歸咎於元末發生的天災。不過，明初亦有幾處收穫較豐的地區，永樂十年（西元1412）江西與山西分別進嘉禾，代表這兩地區年熟之象，故明初遷民，山西籍移出最多。
明洪武初期的移民主要目的為安撫元末群雄的降兵降民、蒙古官兵與塞外邊民，迨至洪武後期則是希望盡快恢復農村經濟，促進社會繁榮，以達到穩固政權的目的。這兩種移民政策雖都有移民遷入山東，然而，洪武後期才是山東地區出現大規模移民的時期，因為就《明太祖實錄》的記載，山東真正規模性的移民似乎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後才展開。明代經過洪武時期的移民墾荒政策，土地生產力恢復，加以政治昇平，縱使經過「靖難之役」，明成祖亦延續太祖的移徙政策，致使全國各地人口急速的攀升。不過，就山東全省而論，從洪武二十四年至嘉靖五年（1391－1526），山東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僅3.1‰。洪武二十四年至萬曆十八年這兩百年間（1391－1590），明朝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在6‰以上，山東這樣的人口增長率與其相比顯然偏低。山東地區人口增長緩慢主要是明代中期登、萊兩州人口減少所造成，此二府人口減少主要是居民跨海遷入遼東半島，由此可見，山東在接受移民遷入的同時亦有人口向外遷出。
二、東昌府的山西人
洪武初年北方邊境俘獲的將士和降民大都被遷往政治要地，東昌府則是少數例外地區之一，這說明東昌府的空曠與蕭條。位於山東西部的東昌府不僅接受鄰近省份的移民也同時接納來自山東東部青、萊及登州的移民。東昌府的移民中除了山東境內的人口流動有明確的數量記載外，對於山西人的移入記載往往依附在河北及河南的記載中，以致無法得到正確的數據。洪武年間東昌府接受移民的時間，從地方志的鄉土資料是延續不斷的，如果使用「以縣為單位平均分配」的方法加以揣測統計可得知從洪武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1389－1395），東昌府接受了6686戶山東東部的移民，剩餘22376戶為山西移民，約合111880人。以《民國．茌平縣志》記載為例，移民的原籍方面，山西移民與山東東三府移民之比為20：7；再者，洪武年間，土著9里，占總屯、里數的25﹪，即代表土著人口占總人口的25﹪，而土著村莊僅占自然村總數的5.8﹪，造成人口數與自然村比例差異如此大的原因可能是：1、村莊大小不同；2、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戶口中已包含一批較早遷入的移民；3、有一些移民未被洪武二十四年的戶口所包括。由土著里（社）與移民屯數量推測，洪武年間東昌共有40170戶，約合200850人，接受移民總數約29840戶，合147400人，約佔總人口的73.4﹪；土著約10690戶，合53450人，約佔總人口的26.6﹪，可見東昌府是一個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
三、兗州府：西部重建東部補充
（一）、兗州西部
兗州西部在元末可說是受黃河水患最嚴重的地區，使得兗州西部的大片區域人煙稀疏，造就了洪武期間的移民條件。[9]兗州最北部的平陽縣處於東昌、兗州和濟南三府的交界處，地理位置與茌平縣鄰接，該縣洪武年間的移民也是以山西人為主，東三府移民次之，兩縣屬於同一移民類型。西兗州北部的自然村情況亦與東昌府南部相似，土著村莊折算成標準村占總村莊的40﹪。兗州西區的南部諸縣與北方大體相同，該地區現今的望族皆是洪武年間山西的移民充當，反映出移民規模的巨大及土著嚴重的流失。洪武年間兗州西區總人口約78萬，移民約占60﹪，大概有46.8萬，其中1.2萬是軍籍移民，顯然此區屬於重建式的移民區。
（二）、兗州東區
兗州東部來自外地或山西的移民只是零星的，不足與西區相提並論。滕縣是兗州山西移民的聚居區，以滕縣官橋鎮為例，洪武移民僅占總人口的13﹪，故遷入兗東地區的移民人數並不多。因此，兗州府東區在洪武年間是一個人口補充式的移民區，與兗州西區有很大的差別。
兗州府明代初年接納了約57萬左右的移民，大抵上是移入兗州西部，其中80﹪－90﹪來自山西，應有50萬，軍籍移民合計為1.5萬。
四、青州府：人口的對流
（一）、青州南區
此地區洪武年間的人口遷入，莒縣是一特別的區域。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的大疫，導致洪武年間莒州的土著人口大量減少，約為總人口的35﹪，創造了外地移民遷入的條件。青州南部其它縣，沂源、沂水、沂南及蒙陰四縣與莒縣的移民情況有三個不同處：一是土著人口比莒縣大許多；二是江蘇海州的移民數量少莒縣很多，主要來自山西；三是出現來自河北棗強的新移民群體。計青州南部的移民人口約20萬，海州籍約6萬，山西籍約9萬，棗強籍約為2萬。
（二）、青州北區
由青州府北部的移民原籍，顯示出此地區的移民主體不再來自山西，而是來自其鄰近的河北。以臨淄為例，土著占總人口的82﹪，棗強移民占15﹪，山西移民僅占1﹪，毫無疑問，河北棗強移民已成青州北部移民的主體。棗強只是作為北方一個移民的集散地，應包括真定府及其附近的地區的移民，因為真定府乃是河北地區人口密度最密集之區，也是人口外流的中心之一，洪武年間真定府人口大量遷往鳳陽和山東。甚至有山西移民由棗強出發的紀錄，如從地理上分析，山西娘子關→真定→棗強→山東是山西移民進入山東最便捷的通道，故山西移民於棗強稍作整頓再赴山東亦在情理之中。
青州府的移民運動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即青州府不僅接受人口的遷入，同時亦有人口的移出，特別是竟從相對人口稀疏的河北真定府向人口較密集的青州府流動。
五、膠東半島上的軍人世界
膠東半島上的萊州與登州情況頗為相似，號稱地狹人稠，然而此區所接受的移民倒不少，卻以軍戶為主。從戶口數上分析，這兩府每縣的人口眾多，與青州府屬縣不相上下。然而，在民國及今天的氏族或自然村統計中，土著的比例卻非常低，僅占總人口的60﹪左右，反映出膠東半島仍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入，其中最大宗還是來自山西洪洞縣，河北棗強移民也占了相當大的份量。土著數量的比例不大，最可能的原因應與土著人口的外遷有關，如上文所提東三府的人口遷往山東西部外，應有為數不小的數量遷向遼東半島，無論從土地資源或行政區劃上來分析，這兩府的居民在人口壓力下，很可能遷往遼東這個人口極少的農墾區求生存及發展，這樣的移民即是所謂在生存型的移民潮中主動的求發展。萊、登兩府在洪武末年共有9衛3所，約53760名將士，合計軍籍人口有16萬人，扣除由當地人充任者，軍籍移民約有13萬，與山東其它地區相較，明顯高出許多。
萊州嶗山縣移民普遍有所謂來自雲南烏撒衛與登州萊陽、招遠二縣稱來自建昌衛（今四川西昌）者，嶗山縣地方志中所列各種族譜應可證明雲南烏撒衛就是指今日位於西南邊陲的雲南省。由雲南與四川遷入山東不太可能是民籍移民，尤其是膠東人口明顯高過這兩個地區，故最大的可能即是軍衛的調動，烏撒衛與建昌衛就是證明。
六、濟南移民：洪洞人和棗強人
在官修史書中，濟南府是作為一個移民輸出區，不過，在地方志和其它民間文獻裡，洪武時期濟南府也是一個重要的移民接納區。濟南北部地區經過「靖難之役」後人口損失甚鉅，這地區已看不見洪武移民的後裔，充斥期間的是永樂移民的後代。這種情況的產生，應為明成祖對洪武移民活動的延續及補充所造成。
（一）、濟南北區
先看德州，其地處濟南府西北端，大運河之濱，歷來就是交通要道及兵家必爭之地。《乾隆．德州志》中有記載：「自洪武遷民開墾」一句，可以看出德州亦被洪武移民範圍所囊括，德州府的土著和移民（不計軍籍移民），由其居住的里數計算，土著占總人口的64.3﹪，移民占35.7﹪；從自然村統計則土著為66﹪，移民為35﹪，兩者大致上是吻合的，而移民的主體是來自山西。除了一般性的遷民開墾外，還有軍屯。[16]洪武九年（1376）明政府於德州設衛，在德州境內設42屯，這42屯士兵及其家屬達到4620戶，13860人，為土著與移民人口的3倍。故洪武時期德州的移民主要是軍籍移民，他們有效的開墾了德州荒蕪的土地。
從齊河縣自然村的統計中揭示出該縣土著僅為總人口的40﹪左右，也就是說民籍與軍籍的移民約占60﹪。所以齊河縣確實存在大量的洪武移民，《民國．齊河縣志》卷3〈疆域〉指出：「屯所係前明洪武間設，俱在古倫、節婦等鄉。」《齊河縣．鄉土志》也有記載：「境內衛戶頗多」，顯然在洪武時期曾於齊河縣境設立許多軍屯。從軍屯數93屯大概可估算出軍籍移民約3萬，在不考慮民籍移民下，而洪武年間移民占總人口60﹪的假設成立，那麼該縣人口就有5萬。若再加上民籍移民則超過5萬，這與當時濟南府的大縣萊羌5萬人口相較之下，齊河縣的民籍人口顯然不多，因此設立大量的軍衛屯田，以求土地的開墾和經濟的發展。
濟南府北區的東部諸縣，移民情況類似齊河縣，濱州、蒲台、陽信、沾化等縣，土著人口所占比例不高，與兗州西部的水平相當，此地區也是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移民大多來自河北。
（二）、濟南南區
肥城縣與兗州府相鄰，其人口的遷入與兗州頗多類似，由自然村統計得到其土著村莊占總數的68﹪，剛好介於兗州府的東部與西部之間，與濟南府北區有很大的差別。淄川一帶土著人口高達81﹪，與青州的臨淄相當，是濟南府中最多的。
概言之，濟南府的移民可作如下表述：
一、黃河以北地區，除濱縣外，多數縣份的洪武移民在數量上不敵永樂移民，這是「靖難之役」後重新組織此區域移民的結果。濱縣與黃河以南的各縣由於未受「靖難之役」的影響，也就不需要永樂移民的補充，故濟南府黃河南北兩岸的移民呈現不同的類型。
二、就移民的原籍而論，主要來自山西與河北棗強，其中以山西移民分佈最廣。棗強籍移民大都遷入濟南府東北部及東部一帶。
三、儘管齊河縣和濱縣的移民比例高於30﹪，濱縣以北若干縣可能超過40﹪，但考慮到淄川一帶移民比例不足30﹪，大致上濟南府移民比例約30﹪。
洪武年間濟南府的民籍人口總數約為136.5萬，其中30﹪為移民約41萬。山西移民占總數的60﹪約24.5萬；棗強30﹪約12.3萬。
七、結語
洪武時期山東地區的移民，是整個華北地區移民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移民的組成來看，移民的來源不再是南方人口；移民的形式則呈現多樣，有行政、軍事遷民與自發性移民之分。就山東全省而論，洪武年間移民占其總人口的35﹪左右，其中還包括一部份省內不分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從這一角度說，山東的移民是人口補充型。分區而言，則東昌府及兗州西部屬於人口重建式移民區。造成山東省境內人口流動如此的差異，乃因元末戰亂毛貴佔領山東，他經營屯田，立三百六十七屯於萊州，使得山東東部受到戰亂破壞較少，這就是山東人口比山西、河北、河南多的原因。可是西部的東昌府，由於處在交通要道上，所受戰亂破壞較大，荒閒之地較多，於是東昌府成為山西主要的移入區。然而，山東東部人口密集程度高過鄰近地區，它同時亦接受外來的移民，山東東部地區就成了此時期移民由人口密集趨向人口稀疏區移動的反例。
洪武年間山東地區接受的184萬民籍移民中，來自山西的移民人口最多，達到121萬，占移民總數的66﹪；次則為來自河北的移民，達35萬餘，占移民總數的19﹪。河北移民大抵上自稱來自河北棗強縣，不過大多數應該來自真定府，當然也包括棗強縣，也可能有來自山西的移民混雜其中。遷自山西與河北棗強的移民構成了山東地區移民的主體。
洪武時期的移徙政策，大致上來說是成功的，特別是在開墾荒地以復興戰火摧殘地區經濟方面，成效最為卓越。例如：洪武後期從山西遷往山東東部、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附近的東昌、大名、彰德等七府約6萬戶遷民，開墾了二萬六千多頃土地，不過三年工夫，歲收三百餘萬石榖、一千二百萬斤棉花，另外又種了一萬二千多頃的麥苗，又過了三年榖類更增產至五百五十六萬石。在人口成長方面，從明初至正德年間是不斷增長的，以後則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由於土地兼併劇烈，階級矛盾尖銳，出現大量流民，使戶口數字無法進行有效的統計。明初的強制遷徙政策雖造成遷民的不便與痛苦，但就整個大局而言，移徙政策對明初政府統治權的鞏固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