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五山东枣林庄
文章摘要
《寻根》1997年05期 作者 曹树基 葛剑雄 山东枣林庄与麻城孝感乡、南雄珠矶巷和洪洞大槐树等著名的移民出发地、集散地相比，实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要不是去淮北调查，我们也不会知道枣林庄。 由于朱元璋是濠州人，明朝开国后，他就在故乡设立了一个跨淮河两岸的凤阳府(治今安徽凤阳县)。凤阳府虽然辖境极大，但因长期受到战乱、灾荒、瘟疫的三重打击，已经残破不堪，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土著人口还相当稀少，估计不过13万。 根据文献记载，从洪武三年至七年(1370 --1374)，官方对凤阳府至少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江南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府和山西北部的弘州、蔚州、定安、武朔等地。迁自江南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凤阳府城及临淮、怀远、定远、五河等县，迁自山西的移民则集中在灵璧、虹县、宿州等地，移民总数已超过了土著居民。 1991年秋，当我们在固镇、灵璧、宿州调查时，听到的还都是祖先来自山西的移民传说，但向北进人濉溪县时，就发现了明初山东移民的踪迹。濉溪县的地方志编纂人员作了大量调查，在1987年编成的《濉溪县志·人口志))(评议稿)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本县移民多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徒入。建国前，濉溪城居住着周、吴、郑、王、李、丁、梁七个大姓。当地有‘·东李西梁南北丁，周、吴、郑、王居当中”之说。这些姓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均为移民。城东李姓，原籍山东省长清县野樵窝，明洪武十三年，兄弟四人奉调南迁，老大迁居萧县南冲叮，老二迁居宿县八孔桥附近，老三迁居路叮附近，老四迁居濉溪口城东李家桥，为李家村李姓始祖，繁衍数代后，因人口繁多，迁居到周围村落。城西梁姓，原籍山西省青平县，明初迁入滩澳梁庙、梁花园、梁楼等处。 长清县今属山东济南市，今山西省却没有青平县，元末明初也没有这么一个县。仔细分析，发现青平县当是青平镇之误。元代中书省的河间路在济南路辖境旁有一块飞地，其中有一个青平镇，是青城县的治所。洪武二年(1369)青城县废，十四年(1381)恢复，直到1948年与高苑县合并为高青县。因此，所谓“原籍山西青平县”的梁姓实际上也是来自今山东高青县的移民，与李姓是同一来源。 据同书记载，城南、城北的丁姓，其始祖丁齐原籍山东阳谷县，元末迁居蒙城坛城集，四世后分迁至濉溪。濉溪的移民后裔，除了原籍不详者外，能够追根溯源的，祖籍大多是山东，其中在明初迁人的又大多来自济南府。 濉溪已是明朝凤阳府的北边，我们本来以为山东移民只是因距离较近而就近迁人，但从濉溪折向西南后才明白山东移民的分布并不限于凤阳府的北部。 今利辛县明初属颖州，也是凤阳府辖境。这一带关于山东移民的传说更多，如一部《纪氏族谱》称其先祖于洪武八年(1375)由山东莱芜县迁来。莱芜县在明初也属济南府，看来迁人凤阳府西部的移民也是以济南府为主要来源。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民间传说中保持着一个共同的移民出发地名。1988年利辛县地方志办公室曾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姓氏源流调查。尽管这次调查缺乏科学的设计和周密的安排，调查质量不高，形成的资料难以运用，但调查中众口一词的说法却特别引人注目—祖先于明初迁自山东，很多人都说祖先来自山东“枣林庄”。需要说明的是，“枣林庄”并未见到书面记载，“枣林”二字只是按照发音记下来的，而一部分人将第二个字读为"Lian"，而不是‘’Lin"。至于枣林庄在山东哪里，却谁也不知道。 南下寿县，发现这里也到处是山东移民的后裔。1989年编纂的《寿县志))(初稿)记录了当地23个氏族，其中21族都是明洪武年间迁人的，大多迁自山东，几乎所有的口碑记录都说是来自枣林庄。霍丘县的情况也是如此，《霍丘县志》(1989年评议稿)说:“据孟集区《孟氏宗谱》、叶集镇《台氏宗谱》、岔路乡《田氏宗谱》、长集镇《张氏墓地碑记》，明初到明中叶，霍丘接受了大批的山东移民。”不同的只是，寿县、霍丘一带的山东移民大多迁自济宁，而不是济南。明初济宁属兖州府。 再往南就到了皖西的六安市，已经出了明凤阳府的范围，进人了明朝的庐州府境。这里山东移民后裔依然很多，并且都以枣林庄为祖先的来源。一位姓田的山东移民后裔说，他家老宅中还挂着一副对联:“薛国名臣第，临淄哲学家”。他家来自山东自然确实无疑，但他也不知道枣林庄究竟在山东何处。不过，六安一位山东移民后裔却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以前看过自家的族谱，记得枣林庄似乎在兖州。 目标缩小了，我们遍阅兖州方志，最后在康熙十一年(1672)《滋阳县志》上查到了“东大南社，枣林庄”这个地名。滋阳县是明朝山东兖州府的附郭县(即府治所在县)，这个枣林庄是不是移民后裔心中的故乡呢? 当年冬天，我们来到兖州，在县地名办公室的协助下，终于在《山东省兖州县地名志》(1989年)上找到了这样一条材料: 安邱府，位于县城北3. 5公里，谷城乡南部，黄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员会驻地。169户，686人，汉族。耕地1005亩，以农为方，主产小麦、玉米、地瓜，兼种棉花。 此村历史悠久，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据明朝石碑记载，明以前此村称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明亡后，清康照初年又称枣林庄，清末复称安邱王府庄，简称安邱府至今。 检《明史·诸王世表》，第一代安邱王是鲁靖王肇辉的第四子，始封于宣德十年(1435)，延续至明亡。所以从1435年开始，枣林庄这个地名已成历史，虽然清朝有200余年又恢复了原名，但再称安邱又有近百年之久，湮没无闻就不足为奇了。但明初的枣林庄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村庄或集镇，离兖州府城又只有七里，所以才会作为郡王的封地。 那么枣林庄是不是明初山东移民的出发地呢? 从元末的人口分布看，山东境内的济南、青州、莱州、登州等府相对密集，东昌府(治今聊城市)人口最稀少，兖州则仅次于东昌府。但兖州辖境广大，东部和西部差别很大。西部是黄河泛滥区，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决口，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直到至正十一年(1351)贾鲁治河堵塞了决口后才使黄河恢复故道，但兖州西部依然荒无人烟。兖州东部属丘陵山区，既未受河决影响，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损失也较小，到战后就成为人口相对密集的移民输出区。而枣林庄一方面地处充州府治城郊，充州府东部的移民先集中到这里出发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又处于由济南府各县南下的交通要道上，来自济南府的移民也大多会经过这里，可能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较深的印象，成为他们心目中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地名符号。 从山东移民不见于明初官方的文献记载看，这些移民基本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所以他们大多分布在官方主要的移民安置区之外，即凤阳府的西部与相邻的庐州府西北。由于并非出于官方安排，所以多数移民没有能够顺利人籍，成为合法的定居民户，多年后才得到官府承认，被编人当地户籍。 据正德《颖州志》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颖州有土著1700户，正统七年(1442)增加了338户流移客户;至成化十八年(1482)土居主户增加到2544户，流移客户增加到6356户，移民户占总数的7100。但这并不意味着颖州到正统七年才接受外来移民，只是说明从洪武初开始迁入的移民，直到正统年间才陆续获得合法的居留权，被编人户籍。在《明英宗实录》卷89中正好有一段正统七年凤阳府收粮监察御史胡鉴的奏章，可以证明这种做法: 本府太和等县，地土宽广，荒闲者多，以致各处人民逃来趁食。先是，御史金敬给与勘合，暂编居住，以待原籍来取复业。今经年久，原籍差人来取，有发遣起程至中途逃回者，有聚众打伤来人而回者。展转在彼居住，又不入籍当差，至有窃人财物肆为不法者。合行禁止。 朝廷作出的决定是重申都察院以往的规定:“凡逃民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回还者，许就所在官司报籍，三年一体当差，敢有不遵者，治罪不饶。”并命令巡视凤阳等府通政司参议王锡负责调查实施。已在凤阳府西部居住很久的山东移民显然都符合就地人籍的条件，所以他们从正统七年开始就陆续人籍了。当然，山东移民并不都是在洪武初年就迁人的，有的可能迟至正统七年以后。 明初迁入凤阳府西部的山东移民的数量并不很多，估计不过数万，但由于当地土著人口稀少，移民在总人口的比例很高，并且有较高的增长率，百余年后山东移民及其后裔已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移民后裔念念不忘山东故乡的原因所在。 当然，与前面提到过的麻城孝感乡、江西瓦屑坝、苏州间门外、南雄珠现巷一样，山东枣林庄也是一个移民的出发地或集散地，并不是在淮北的山东移民的真正故乡。但它在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它同样凝聚着移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 在庆幸枣林庄被重新发现时，我们又面对着新的疑难，在漫长的中国移民史中，需要我们寻找的移民发源地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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