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和往事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聂崇良 来源:信息来源 2011-04-03 11:46
文章摘要
 老屋和往事 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望从未放弃,自由精神与老屋长存!     聂崇良    江苏路2号地铁出口处曾经是我童年,青少年居住过的老屋所在地,眼下竖立着豪华的高楼,据说每平方值万金,但这跟我毫不相关,只是每每路过此地,消失的老屋总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和伤感。它是江苏路303弄(四德村)45号,座落在弄堂口的第一幢小花园住宅。据说这里原来是英美租界地,地段处于愚园路和静安寺之间,解放前称:意定盘路,朝北毗邻中西女子中学,街对面是会募堂(基督教堂),照上海说法好歹属于上只角。但弄堂两侧有苏北人经营的理发店和杂货店加上无证经营的小贩小商,到50年代初这条马路已经败落成下只角的模样,好在我的老屋是住宅,况且居住的人都还算体面,上小学时我走出弄堂口,看守弄堂人的家属还叫我四少爷。    老屋是三层楼房,前庭有小花园,种植冬青树,石榴树,夹竹桃。小花园有2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与外界隔开。打开铁门走上3级石阶梯,正屋是客堂,靠左相连两间侧房,朝南房面对小花园,北屋则紧挨着后天井。客堂很大,在我祖母健在时,常是会客和请客吃饭的地方,客人多时,侧屋也充当饭厅。通过客厅就是后间的大厨房和厨师,奶妈,佣人住宿的边屋。2楼有3间大房和一个阳台,一个卫生间,正面朝南两间宽敞的套房住着二叔叔,二叔家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他们都是很有教养和艺术才学的后生,尤其是绘画。在童年时他们就和大哥一起自已绘制编辑连环画相互观看交流,每月一期直到他们迁居北京还用邮寄后续。后间为我祖母居室,再往北则是亭子间。亭子间分两间,一间是姨祖母栖身之处;另一间是贮藏室。从亭子间往下有一侧很陡的小楼梯直达大厨房,缠着小脚的姨祖母就常从这个小楼梯走下来。她是一个瘦弱的老妇人,爱叨唠,非常勤快,常帮助厨房干些杂活。    3楼的主人是三叔叔,有一大一小两房加一个卫生间。大房间呈长方形,朝阳窗台处是前屋顶的坡面,侧面小间与卫生间相连,房子的结构较差,粗糙的墙壁贴着有花纹的糊墙纸。    我12岁那年和兄弟三人随着父亲来到江苏路上祖母的老屋,我们四兄弟安身在大客堂里,3张床铺并排放置在靠边门面的一侧,我与三哥同寐一床。父亲则单身往在亭子间。刚来这年老屋仍旧是大家庭,光景不错,小花园花草茂盛,庭院光洁,汽车房还备有两辆私家车。记得一辆是中型号样式的吉普车,一辆是美国产深兰色小轿车。当时祖母尚在,然长期病榻,不能行动。她老人家生在民国初年,丈夫(我的祖父)是湖南武字营统领相当于省防守备司令官,他好习武,性情刚烈,据说正当壮年却不幸丧命于马蹄下。而后,祖母终生未嫁,抗战时移居上海,用金条抵押租下这幢老屋。祖母姓陈,有着良好的教养,性情内敛宽厚,为人处事公正,生前是这幢老屋受小辈极为尊敬的长者。有一件事我从父辈那里听来,祖母虽说是一个小脚女性,她却在一次上门的劫匪前表现出临危不惊的气度,令在场人钦佩不已。事情发生在解放前的一年,当时老屋设宴请客,上海各同业和商业方面的客人会聚在老屋的大客厅里吃饭,住宅大门外停泊的汽车一直延伸到弄堂口,场面十分热闹。这时从大厨房的后门走进3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直径走上2楼祖母的房子,他们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对着祖母要索取钱财,祖母身旁的人顿时傻了眼,不知所措。祖母正坐在沙发上和孙儿说笑,她脸不改色地对劫匪说让小孩子出去,不要吓着他们,又说今天我做酒席,请别惊动客人。然后,她关照身边的人去取来贮藏室的钥匙打开亭子间里间的贮藏室,3个劫匪没料到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妇人如此镇定,收起了手枪,但他们还是留下一个人持手枪看着祖母,其余两个去干事。干完后,3个劫匪又从后门走出,没有惊动一个客人。事后,祖母并不报警,她说这件事有内线一定与看弄堂的人有关,消财弥灾,大家就不要声张了。    两年后,祖母去世,享年70,在当时可为高寿了。祖母去世后,老屋仿佛失去了顶梁柱,气数日下,解放后汽车没有了,佣人也由原来5人减为3人,幸好厨房的大师傅还在,我们仍可吃到可口的湖南饭菜。听说厨房的大师傅是跟祖母从湖南来的,烧得一手准湖南棘子鸡丁,青椒回锅肉,粉蒸肉,炒黑鱼片。我们直呼他大师傅从不知他的姓名,他高大的个子,两臂过膝,大脸,大耳,高额头,虽说一布衣遮民,却枉有帝王相。他除了厨艺,还喜欢拉人下棋,但棋艺平平,爱悔子;特爱讲三国,空城计,失街亭,斩马谡,背得头头是道,就是那口浓重的湖南话不好听懂。1954年他死于中风,那天,我一大早去上学,我正想着要吃大师傅香喷喷的泡饭,走到楼梯口,只见大师傅直挺挺地躺在边房的水泥地上,嘴边吐着白沫,魂归西天了。    吴妈比大师傅在老屋的地位要高,她是绍兴人,矮胖身子,细白肤色,口齿伶俐,平素梳妆整洁,每天清早用木匠的刨花泡水梳理头发。祖母生前,吴妈与大师傅同住厨房旁的边房,她专负责祖母的生活起居,兼顾管理佣人们的日常事务,有点象大管家。吴妈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对祖母的话言听计从,事无巨细按排有序,非常得宠于祖母。她虽胸无点墨却颇有心计,平时侍人接物,观言察色从不糊涂。一般佣人的留去她说话很起作用,故佣人做事不敢马虎,其中只有一个人与吴妈能平起平坐,那就是大师傅。祖母去世后,吴妈搬到亭子间易主三叔叔。    1954年上海商业界实行公私合营,聂家产业成为私方,父亲和叔叔都代表资方,虽说可拿定息,尚能过中等人家的日子,但老屋往日的旺盛不再,家境也每况日下。同年,2楼的二叔叔家搬迁北京,3楼的三叔叔移居2楼,3楼暂闲着堆放杂物。    我们兄弟四人住的大客厅侧边的两间套房也搬进了新房客,朝阳房的房客是共产党干部家属;后间则住着一个称“金小姐”的职员房客。为此,我们的床铺前装置了一道布屏幕,共产党干部的女人每天一大早就从我们四条汉子的床脚前出入,从此拖鞋声不绝于耳,我们称她“玉世母”。“玉”是从我们脑中意象出的形象文字,很难以词达意,我们把它当作调侃他人长相的一种密码暗语;而她的男人我们则称:“共玉”。在我们年少的心灵里,有的只是天真的想像,还没有尝到“阶级斗争”的滋味。    不管今后的岁月是什么样,我们是上个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一代,我们同年代的伙伴玩的是那个时代的游戏,如自发组织板球队,篮球队,官兵捉强盗,老鹰抓小鸡等。其中玩板球是最酷的,规则就象足球一样,但每个人手持一根从篱笆上取来的竹片条,利用这根一米多长的竹片条运行一只小木球进攻对方球门。我的两个大哥总是充当先锋与对方百般纠缠,我和三哥则把守后卫。守门员是我们称“老杀”的邻居,他虽长得瘦高个但扑起球来不要命,故得“老杀”之名。每当我们下午放学回来玩板球竞赛,那个激烈冲撞,喝彩呼喊的场面实在是不亚于如今的“NBA”。此时,我家老屋的叔叔也会站在阳台上为之助威,许多路过弄堂口的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不过最让恼火的就是被我祖母暗示“内线”的弄堂看守“强华”,他无法阻止我们的运动,只好暗地向派出所告恶状,说我们破坏篱笆墙。为此,我们背地里称他为奸细,做什么事都要留心他几分。    篮球队是我大哥二哥和比我年长伙伴的运动,(我和三哥坐冷板凳或者当啦啦队)篮球场在我们隔壁弄堂到底的拐弯处,主力队员是我二哥和61号住宅里称:“三角”的伙伴,通常他们俩打前锋,配合默契,还有一个后补队员叫:“大眼”他住在相隔我们两条弄堂的一条较小的叫:“良友别墅”的弄堂里。“大眼”名符其实,两只暴眼非常醒目地突出在脸上,他性情粗暴,说话粗野,不受人欢喜,但他打球象拼命三郎,十分卖力气,虽然老是得球独占,个人英雄主义十足,然而篮球队还是容纳了他。篮球队原先由我大哥起名为:“地狱猫”,这个名字有双重意思:一则是经常出没我家老屋的一只神秘的大黑猫,它每逢后半夜就会不断地用身子撞我们客厅的门,嘴里发出非常可怕的低吟声,一旦撞开门,它就立马钻进客厅地板破裂的一个地洞里捕捉老鼠。后来我们就给它起了:“地狱猫”的名字。再则“地狱猫”名字来源于二次大战中美国海军航母上的一个机种。    经过球队讨论后认为“地狱猫”这个名字不吉利,后由“三角”提名为:“野蜂队”队标由我大哥绘制成一只黄蜂提着一盏灯,然后把它印染在球衣上,还编了队歌。从此,“野蜂队”这个品牌名扬江苏路,“三角”是野蜂队的队长。“三角”是弄堂底59号的老三,老四叫“宝宝”。“三角”中等个头,长得很敦实,棕褐肤色,有一张很深动的脸,脸部呈三角形,故称:“三角”。“宝宝”也是篮球队的成员,他腰长腿短走起路来拖着鞋皮,样子很滑稽,但球艺差劲,他上篮动作难着,被大家称:“倒马桶”。“大眼”最后还是因为打架被开除出野蜂队。那天野蜂队球员在我家客厅里开会,由队长“三角”主持,“大眼”竭力为自已辩解,但无济于事。我哥哥和“三角”认为品行不好的人是不配在球队打球的,“宝宝”是有名的和稀泥,他不同意开除“大眼”,然而,“三角”是非常严肃认真讲原则的人,他用手拍桌子要大家举手表决,最后以6票通过,一票弃权(宝宝)由“三角”宣布开除“大眼”“野蜂”队队员的资格。那时他们还不满18岁。除了玩球我们兄弟几人最爱去处就是晚饭后赶露天说书场子,说书人叫“小得灵”以说书为名出售梨膏糖,每天天刚黑他就在江苏路东诸安浜的路口搭台开张,这时听说书的人早已围绕成一个很大的圈子,我们人小很容易就钻到了说书台前。“小得灵”是一个瘦弱的小个子中年男人,留着小分头,尖鼻子,薄薄的嘴唇,身穿灰色的长袍。他站在苍白的汽油灯下,一只手拿小木板不时敲打着台上的那只小木箱,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不时地揩着鼻尖上流下的清鼻涕。小木箱上放着一柄茶壶和包装好的梨膏糖,每逢故事讲到关键时刻,“小得灵”就把手中的木板重重地往木箱上一拍,接下来就要出售梨膏糖。这种药是止咳嗽的,他打开纸包取出一块块黑色、粉红色,浅黄色的药膏,此刻,“小得灵”开始发挥他的推销术,有些大人为了继续听精彩的故事,掏钱买上几块,生意有好有差,要看场子上人气如何,卖得好时“小得灵”亢奋有余接下来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倘若卖得不好,他就会故意冷场,但他还是把故事讲完。我有时想,“小得灵”是我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启蒙老师,而我们则是老着脸皮的免费听客,全然不知人生的艰辛。    还有一个说书先生就是隔壁47号的王家老二,他是常州人,家里排行第二。老二是一个肤色白皙、瘦弱个子、戴眼镜很斯文的青年,他精通中国古代历史知识,尤其是明朝朱元璋的故事如:常遇春马跳城楼,胡大海手托千斤闸,朱元璋杀功臣、教子等。夏天每到晚饭后,我们就搬出凳子围坐在他的周围,老二不愧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讲起来不快不慢,吐字清晰,非常熟练地掌握故事情节的节奏,让我们听得出神入化,如入其境。十年后,我在新疆农场地里讲述朱元璋杀害功臣的故事,被打成反革命,罪状是暗射毛泽东。但老二无疑是我从此爱上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启蒙人。    1954年,大哥从上海华东师范附中毕业,没有考取高中,参加了工作,在上海电车公司当售票员,他是我们家第一个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每天天不亮他床位上那只老牌德国夜光闹钟就响起来,大哥带着装有一刀一刀小电车票的售票盒,身背帆布工作袋匆忙走出客厅大门,然后只听到庭院前的大铁门咣的一响,他就消失在黑暗中。没多久,大哥又调动工作,被交运公司分配到浦东川沙当小火车售票员。接着二哥考取北京清华大学,他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高等学府的大学生。第2年,大哥通过自学考试录取西安公路学院。这样大客厅里的兄弟4人就剩下我和三哥俩人,也不知什么原故隔壁的“共玉”搬迁到弄堂口我们家原来的汽车间,因此我和三哥就住进朝阳那间套房,与“金小姐”居室一墙之隔。少年时大家混在一起无忧无虑的日子就此结束,时代正在悄悄发生暴风骤雨前的变化。我们已上中学,开始养成阅读小说的习惯,尤其欢喜看地理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书籍画报,对周围世界似乎产生一种蒙胧的看法。一天,父亲递给三哥一本书,书名是:“海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著,我们很快看完这本书。书中描述了魔鬼号船长“海狼”传奇冒险的一生;后来,我们又阅读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马背上的水手”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与险恶的大自然作不屈不挠生死斗争的硬汉;从此,在我们稚嫩的心灵里播下了敢于探险,崇尚自由精神的种子,特别是对男性硬汉的崇拜。我们很早就用半抽象、半意象化的语言把男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沈威”,即真正男子汉应该是粗犷,勇敢,威严的模样;另一类则是:“白乙玉”,这是用来揶揄小白脸娘娘腔的男人的专用词。前面提到“玉”这个字,倘若用在女性上则是美的意思;一旦用在男性上就很别扭了。同样“沈威”两字是不能用在女性形象上的。我们一致把父亲规范为:“沈威”一类。    我们的父亲是一个身材魁梧健美,形象威武的男性,我们童年在湖南老家时,父亲好骑马,游泳,射击,自学设计风车和跳水台,父亲在我们大屋的后院子里时常练习射击,那是一柄马头牌白朗宁手枪,非常漂亮,平时他常欢喜把它折开擦拭,还在纸上精细地描绘它的结构。父亲是个性情豪爽的人,时常帮助那些被土匪抢劫过的贫苦农民,还特意送给隔壁老乡“同老爷”一枝手枪。有一次,湖南种福垸发大水,一个农民的小孩跌入洪水中,眼着小孩就要被大水冲走,这时父亲纵身一跃奋不顾身跳进洪水把小孩救起。我还记得父亲在种福垸大屋过生日时的情景,连着3天3夜白天乡亲们在大屋前吃喝,晚上搭台唱戏,县上还派全付武装的地方部队来压阵以防土匪。父亲就读于沪光大学,后留学日本武官学校。解放前夕有一阵子在联合国驻上海难民救济署任职,他性格正直,为人大方善良,对穷人富有同情性,深得国联信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几件事是令我难忘的: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去上班,突然间一辆“道奇”大公共汽车从他背后猛地撞上来,父亲几乎在同时纵身一跃飞出已被车辆前轮压偏后轮的自行车,他奇迹般毫发无损,而自行车则粉身碎骨,可见父亲身手之不凡。另有一回,父亲穿着一双大皮靴上班,回来后无轮怎样使劲也脱不下来,结果唤来“一伢子”,(一个我们从老家湖南带来的年轻男佣)硬是叫他用剪刀把皮靴分解开来,一双崭新的牛皮靴就这样报销了。父亲性格之烈可见一斑。但父亲又是一个非常内向、柔寸心肠的大男人,他从不训斥孩子,从不施行所谓“棍棒之下出孝子”的那套封建礼教,他民主,开明,常从国联署带回来许多美国“生活杂志”和卡通画报如:“唐老鸭”,“美国西部豪侠唐文斯洛”,“劳莱与哈台”,等,使我们接受自由思想和个性发展。他休闲时常吹口哨,非常好听,有:“舒伯特小夜曲”,“包格尼尼的小步舞曲”和“马赛曲”以及夏威夷名曲:“月光”。他有时还会下楼与我们板手劲,露出他十分发达的肱二头肌让我和三哥一起扒着他的手腕与他交锋。但父亲身处的那个时代非常险恶,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无疑已经走向未路,一切都成昨日黄花,父亲口哨中的“小夜曲”和“月光”那丝丝忧伤的曲调仿佛是失乐园的最后挽歌,预兆着一波接着一波扫荡一切文明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他胸无城府,脾气刚直,不善理财的秉性也是造成家庭破裂的原因。父亲虽然到后来尤其是文革后成了沉默寡言、忧伤的老人,老屋里阵阵叹息,让人心碎;但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是那个时代“沈威”的像征,无人能出其右。父亲于1997年8月去世,享年88岁。遗体损献,葬于佘山脚下的“福寿园”。    1956年夏未,一天,父亲把我和三哥叫到客厅,脸色凝重地告诉我们:“铭铭(二哥的小名)在大学打成右派”说完他要我们不要外扬,然后走上楼梯,陈旧的梯子在他沉重的脚步下发出呻吟,从此再也没有听到父亲吹口哨。我们茫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右派。二哥从小就是我们家读书的尖子,平时穿着讲究,说话文明,喜爱体育精通数学字写得很工整,读书从来不要父母操心。他中学就读上海南阳模范,后来住读在七宝,高中就读上海时代中学。住读七宝时二哥每星期回家一次,他吹的口哨特别好听,尤其是:“贝多芬F大调浪漫曲”,和马斯内的“沉思”。他还唱许多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留下很深的影晌。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我和同学在小花园里玩石锁,只听到父亲在和三哥说铭铭中榜北京清华大学,我们还小,不知道清华是中国顶级名牌大学,二哥考取清华就等于是中了举人。他将暑假结束赴北京报到,住在二叔叔家(北京9号保安胡同)。    我仍在上中学,三哥已参加工作,(上海发利翻砂厂)在厂里他干的是最下等到翻砂活,每天下班回来,带来厂车间发的汽水,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边喝汽水边吃从诸安浜小食摊上买来的“炒素菜”。看到三哥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非常羡慕,有时我也喝些汽水,感到很高兴。几乎是同年,我们又得到大哥在西安公路学院被定为“反革命”的消息,父亲承受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他开始沉默,很少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前途完全听命于我们无知的幻想。     尽管俩个哥哥遭遇政治上的不幸,然这种“不幸”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多严重后果,我们并不清楚。但社会整个大的环境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我和三哥仍然沉湎于西方文学小说和电影的幻境里,我们从江苏路图书馆借来法国儒勒.凡尔那的三部曲:“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这三本书对我们年轻的生命带来太大的影响,我们想往海洋,崇尚西方世界,热爱探索大自然,连做梦都遇见神秘岛上的海盗。我们越来越不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我根本就不想再上学,三哥也苦于翻砂厂的重活,他明智地选择了继续上学的道路,自学考上了上海师范附中,终于脱离了翻砂厂。我得上完毫无希望的中学,我的中学(中南中学)就在我老屋对面的弄堂里,解放前是一幢有钱人的别墅,由一人多高的篱笆隔开,我有时逃学睡在床上就能听到老师点名的声音,它大概是上海教学升学率最低的中学之一。但中南中学却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它是母亲亲自陪我来报到的,许多老师坐在铺着鹅卵石路的校门弄堂口,我母亲拿出我的小学成绩报告单,一个胖胖的女老师看了我的成绩单皱了眉头,我当时小学除了语文历史的成绩尚可,然而算术却一塌胡涂,但胖老师还是收下了我的入学申请书,算是勉强入学中南中学。    暑假结束,我走进中学大门,对眼前的境况吃了一惊,学校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教室的走廊,过道,楼梯以至于伙房,操场简直成了大字报的世界。我们的历史老师首当其冲成了右派,然后是地理老师,数学,语文,美术,音乐老师,还有卫生室的校医那个瘦弱的小老太婆也不能幸免,除了高个子的体育老师。我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右派,原来他们都是我比较欢喜的有肚才,有爱心,有气质,性情直爽的老师,尤其那位历史老师,他是一个瘦高个的老人,常年穿一件风衣,提着(有花纹的斯迪克)手杖,头戴灰色的法兰西帽,走起路来很有风度。我们最欢喜上他的历史课,他一进教室首先脱下法兰西帽子,把手杖放在墙角里,他并不脱下风衣,只是解开上身的钮扣露出紫红色的领带。然后他翻开课本,清清嗓子,就开始讲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在课本里是没有的,有法国大革命中三巨头叱咤风云的事迹,有中国历代王朝深动的人物生平,有英雄人物悲壮的爱情故事,每当下课铃响起,我意犹未尽。我觉得这位瘦削的历史老师是我第三个历史知识的启蒙者。(第一个是街市说书的“小得灵”第二个是王家老二)自此,我一生爱上了中外历史。    我也欢喜音乐老师,她很年轻,并不漂亮,但音乐知识很丰富。她自弹钢琴,还拉提琴,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她为我们讲述莫扎特、肖帮的音乐故事,演奏莫扎特的“亲爱的五月”,她是我第二个音乐启蒙者。(第一个是我父亲和二哥的口哨)从此,我也爱上了音乐。    我并不欢喜数学老师,因为她老是要我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数字公式,我有时会逃避她的课程,她为此还向我父亲告过状,现在我回想她的告状真是为了我好,但我父亲并不责怪我,他知道我喜欢美术。    我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语文老师,他非常重视我这方面的特长,常把我作的画拿出来表扬一番,还翻阅过我写的笔记,说我的文字不错。他教我语文课本的第一首诗是元朝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诗在我今后的一生中时常留下淡淡的一丝伤感。有一次,美术老师让我画一幅宣传画,我拿起画笔沾上墨和色随心所欲地画了出来,这时没料到在学校的楼梯口我被数学老师喊住,她神秘兮兮地凝视着我,然后翘大指姆说道:“画得好!你能成一个画家。”原来数学老师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她的鼓励让我特别高兴,40年后,没想到我真的应验了她的话:成了上海的画家,一生与美术结成不解之缘。    我万万没想到这些老师都成了右派,听说右派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人,那么我的哥哥对共产党提了什么意见呢?他为什么要提?我仍然感到迷惑。我听说北京的二哥仅仅说了一句话,第二天早晨他住宿的门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指责他攻击社会主义,二哥的大学生涯就此断送。后来又听说我中学的那个历史老师成了历史反革命,从学校中消失了,我此刻好为远在西安的哥哥担忧。从此我再听不到深动的历史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专讲阶级斗争革命传统的干部教师,音乐教室悠扬的钢琴声也随之消失,我们要学唱:“右派份子夹着尾巴逃跑了”。音乐老师,美术老师成了校工人员,数学老师虽说没有削职,但她却低着头走路,心事重重。    1956年,受到政治阴影笼罩的老屋仍有许多高兴事,我们的青少年伙伴:冯彬给我们带来了音乐(外国民歌)和普西金的诗以及程及的水彩画;曾经被野蜂篮球队开除的“大眼”教练我们打拳击和练健美。冯彬是我的同学,他住在愚园路608弄,父亲是永安公司底楼专售美术材料用品的经理。冯彬,广东人,中等个子,一双敏锐狡黠的小眼睛,天生的好嗓子。他的头发很讲究,常年修饰得光亮有致,我们当时称:“缧丝头”;他是我们之中唯一穿白帆布裤子和船鞋打扮入时的学生,走在街上他不放过店面的玻璃厨窗,总是在镜子里欣赏自已的“噱头水”。他性格开脱,萧洒,颇有艺术家的气派,每当走进我们老屋的客厅就大声朗读普西金的诗:“致大海”,“一朵无名知的小花”,然后就用男中音唱:“我的太阳”和“圣塔露琪亚”,他也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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