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洽先生小传

张心洽先生小传 张孝威身世与家庭 张心洽字鹏云，民国九年三月八日〈农历正月十八日〉生于广西桂林。父张其锽，字子武，清光绪三年生(1877 – 1927)，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家境清贫，苦读有成，清光绪三十年中甲辰科进士，与谭延闿（组庵）同榜，后结为异姓兄弟。 其锽公历任湖南芷江知县、湖南巡防队统领，辛亥后谭延闿都督湖南，任湘省南武军统帅、又任湖南省军事厅厅长，民国三年入北京任约法会议议员。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由黎元洪总统任为广西省长并加陆军上将衔。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任吴佩孚(子玉)「十四省讨贼总司令部」秘书长于洛阳，倍受吴氏敬重，尊称省长而不名。十六年七月二日，随吴部败走入川于河南邓县遇难，享年五十一。遗著有「墨经通解」，「独志堂诗文丛稿」，又精子平之术，与谭延闿合著有「谭张墨迹」。 母聂其德，字伯莹，湖南衡山湘乡人，清光绪十一年正月生（1885 - 1971），为曾国藩外孙女，父聂缉规（1855 – 1911），字仲芳，曾任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要职。母曾纪芬（1852 – 1942），晚号崇德老人，为曾国藩之季女，备受曾氏之疼爱，自幼知书达礼，随父宦游北京、长沙、安庆、江宁，保定等地，阅历不凡，嫁入聂氏后、寓居上海，一本曾氏勤慎之家风，于聂缉规病逝之后，即成为聂府上下之精神领袖，直到民国三十一年逝世为止。以其见识卓越，宅心仁厚，以至家中要事，皆由其一言以决之，中年之后接受基督信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著有「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其德为聂氏长女，宣统二年正月嫁张其锽，婚后育有子女五人，先生排行第四。  兄心治（福云），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交通部考选派赴美国供习电信工程，服务电信事业二十余年，历任交通部电信总局工程司，交通部高雄电信局局长，台湾电信管理局技术长，行政院驻美采购服务团交通组副组长等职，退休后旅居美国，曾任职AMP公司，并取得多项美国电机类发明专利，后于民国八十七年八月病逝。大姐心漪（庆云），上海沪江大学毕业，来台后，先后于师范大学及台湾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及「翻译学」之专任教授，夫婿费骅（之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历任台湾公共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司，台湾铁路管理局副局长，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委员，美援会第二处处长，交通部次长，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财政部长等职，民国七十三年二月廿九日于阳明山华冈晨间散步时，不幸发生车祸，猝然去世。二姐心澹（荷云），上海中西女塾学生，大陆变色之际，滞留内地。弟心沧（南云），上海沪江大学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上海时期 (民国9 - 30年)   贤母持家 先生幼年因父为官经常在外，随母亲及手足寓居上海威赛路，父亲为官清廉，微薄薪俸，除好购藏书籍外，又经常接济本家亲友，自家经济多赖母亲操持，勤俭持家，调度有方，得保衣食无虑。先生七岁失怙，母亲为生活计率子女投靠外家，住入辽阳路之聂家花园。外祖母崇德老人并以父亲卒后萧然无所有，而定以月费资助母亲，以供教养儿女之用。 依居外家 聂家花园当时占地数十亩，内含五栋旧式三层红砖房和一个网球场，园内花木扶疏，小桥流水，颇具园林之胜。仆殴则穿梭于各厅堂、伙食房、裁缝间、玻璃花房之间。当时聂式在沪近百人家族皆集居于此，四代同堂，真集一时之盛。 聂氏为上海望族，为黄埔江畔恒丰纱厂之最大股东，该厂资本额于民国十四年时已达白银一百零八万两，曾是国内最大之私营棉纱厂，极盛时拥有超过三千名之职工，年产棉纱近三万八千包，棉布三十万匹，产品行销国内。除了恒丰之外，聂式家族所投资的事业尚有大中华纱厂，华丰纺织厂，中国铁工厂，中美商业公司，大通纺织厂，上海纱布交易所，恒大纱号，长沙协丰粮栈等。聂式族人亦活跃于上海商界，侧身于社会贤达与名流之列，为时人所推崇。 书香传家 母亲对于子女教育甚为重视，家中除聘有中文教席之外，并请有外籍老师教授英文。每周日固定返辽阳路探视外祖母，崇德老人皆派自用马车前来迎接，手足五人藉此之便，先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商务印书馆阅书购书，然后带着所购得的中西书籍，一行人兴高采烈伴随着轻快的马啼声前往聂家花园欢聚。此番景象正如同崇德老人手书的一幅对联中的境界：『一家和乐古唐虞，四壁图书小邹鲁』。先生自幼即成长于此一书香门第之中，一面受到由母亲及外祖母一系曾氏勤慎俭朴家风之熏陶，另一方面则由聂氏家族感染到开明创新，诚信务实的处世风格。另外当时先生所处的大环境所带给先生的影响，亦是无法忽视的，寓沪期间先生一直随同家人居住租界区。当时上海这个中西合并、华洋共处的国际大都会，传统与西化共存的社会现象，对于先生日后的国际观以及肆应中外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学校教育 于学校教育方面，先生曾就学于华童公学，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后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并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商学院为全国第一所专修经济、财政、会计、贸易、管理的最高学府。规模不大而学课全备，学生人数不多，而考选甚严。各科讲座，亦多一时之选，慕名应考膺选入学者，自多为优秀之青年。先生于此一时期曾受史久鳌，潘久芬等老一辈银行家之教诲，并深受影响。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八月上海八一三战事前为安危考量，先生助母举家离开聂家花园，迁入法租界巨拨来斯路三号之三层楼洋房暂住。十一月上海弃守。民国二十七年五月，聂氏家产恒丰纱厂为日军接管。  先生上海商学院毕业后，曾以毕业论文「百货公司会计制度」参加「立信会计季刊」第一次奖金征文比赛，荣获第一名殊荣。并于民国三十一年考入上海中国银行，实习二周后，派往昆明中行运输处任职。当时先生曾以战事未靖，母亲年事日高而不忍远游，后经母亲及外祖母劝说再三，方行就道。同年十二月，外祖母崇德老人病逝，享寿九十一岁。   初入中国银行 (民国31 - 34年)  先生初入中行运输处，曾驻腊戍、保山等地，备受颠困，曾押运账册撤退返滇，途中绝粒两昼夜，终于达成任务，此为先生展露头角峥嵘之始。不久借调中行投资之裕滇纱厂，任会计科长。裕滇纱厂总经理系由昆明中行经理王振芳兼任，先生因公务关系，不时前往报告或请示；当时即以任事勤奋，思想周密，操守廉洁，获得王氏之赏识。先生于借调期间，有缘得识秀外慧中任职于裕滇纱厂之丁桐小姐（云南昆明人，民国十一年五月生，滇南望族，父丁绍武，曾任县长多年，母李玉莲，小姐为长女），并于日后共结美好姻缘。 　  赴美深造时期 (民国35 - 37年)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对日抗战胜利，先生计划以个人积蓄赴美深造，因此暂辞工作返回上海以便准备。回沪期间，除与母亲及亲人团聚外，并曾协助聂氏族人接收及清理恒丰纱厂。十一月各项准备告一段落后，专程前往昆明与丁桐小姐文订。随即启程前往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深造。并因成绩优秀而获“John Tyler Hassam Scholarship”奖学金。并自取英文名”Felix”。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行宪首任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就职于南京。   再入中国银行 (民国37 - 40年) 广州分行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先生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返国，复职中行，当时原昆明分行经理王振芳已调长广州分行，得知先生复职，即邀请至广州分行任侨汇主任职；当其时上海中行信托部经理林旭明亦约先生担任该部襄理一职。先生当时即以赴美深造曾受王氏之臂助得以成行为由，亦感王氏过往提携知遇之恩；毅然舍弃襄理之职而屈就主任之位。此亦可见先生重情义之性情于一斑。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先生与丁桐小姐于昆明篆塘新村志舟体育会举行结婚典礼，由杨文清先生福证。婚后定居广州，住中银宿舍。新家安顿之后，即迎接母亲由沪前来同住，以便承欢膝下。当时先生一家住于东山中行宿舍之一楼，每日上下班皆搭乘中行交通车往返，冬季时先生起床稍迟，有时要等交通车于停车场按喇叭催人时，才见先生舍大门不走，反而身手矫健地从前院半截矮墙一跃而出。一件皮袍披在身上，要等上了车才扣钮扣。那副神情活似一个还在上学的顽皮学生，亦见先生不失赤子之情。   美援会广州办事处 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因金圆卷币制改革失败，造成通货膨涨，物价上涨势如脱缰之野马，政局动荡不安，国共内战，十月东北失守，华北情势紧张。中国银行因应局势，将总管理处南移广州，先生调任会计处副科长。同年冬沈熙瑞调长美援会，欲于广州设置办事处，并属意王振芳负责主持，但氏因要公在身，分身乏术转而推荐先生兼任主任。先生就职即邀中行同事及好友程柳燊 （芥子）兼任副主任，当时正逢时局动荡之际，物资调配，冗沓异常，但先生凭其过人才具，肆应中外，游刃有余。对于办事处内部事务则悉数委由程氏处理。先生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先生图章亦委由程氏保管，一般性公文程氏径行批办，重要公事则与相关人员共同研商后，由程氏签稿，先生径批「如拟」后发文。程氏与先生订交于昆明中行，来台后续随先生服务于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于秘书处处长任内退休。程氏为先生之文胆，重要中文文稿多委由程氏处理或润饰。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蒋中正总统迫于局势，宣布暂时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二十四日共军入北平。二月一日政府迁广州办公。时局至此已然大乱。四月长子爱伦（Allen）生于广州，廿日共军渡过长江。二十四日共军占南京，五月初上海失陷。共军继续南犯。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北平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广州于十月十四日沦陷。十二月五日李代总统由香港飞往美国，七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   移居香港，转赴台湾 先生于广州沦陷前即全家随中行总管理处迁往香港。当时随同中行迁港行员众多，当局考量日后迁台势必无法全数安置，因此不欲赴台之人员，即可在港申请就地遣散，并可领取高额遣散费。多数同仁就此星散。其时美商花旗银行，仰慕先生才干，欲以高薪礼聘，先生终以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不可舍而不顾，乃毅然应中行之征召于民国三十九年夏，随眷携押相关卷宗账册渡海来台。初来时暂居台北农安街中银宿舍，稍事安定后即接母亲来台团聚。   化险为夷，当局激赏 中行迁台之初，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会计处暂借某公营事业之一隅办公，斗室二间，人员三两，荜路蓝缕，艰困至极；无奈屋漏偏逢连夜雨，又遇国际货币基金会即将前来查帐，而中行历劫之余，帐目零散，先生夤夜整理，宵旰不遑，费时一个多月终于将账册清理完成，簿籍厘然，分毫不爽，深获时任中银董事长徐柏园之激赏，因此欲擢升先生担任会计处处长，先生功成不居，谦逊为怀，仅同意受任副处长职衔。先生感念徐氏知遇之恩，终身执子侄之礼，对徐氏敬重有加。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蒋中正总统在台北复行视事。七日陈诚奉蒋总统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六月下旬韩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命令美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海局势暂时得以疏解。美国经济援助亦自下半年起恢复。先生晋升中行秘书处处长。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成立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   台银国外部时期 (民国40 - 47年) 奉命于危难之际 民国四十年三月，徐柏园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先生因表现杰出得徐氏赏识，由中行借调出任台银国外部经理。政府迁台之初，外汇严重缺乏，经常捉襟见肘，曾有为应付民间进口，而外汇不足，由台银向民航空运公司借用五十万美元应急之窘况。至民国四十年初，外汇储存不但告罄，且积欠国外银行外汇达一千零五十万美元；台银所开发的信用状已被外国银行拒收。先生即在此一艰困环境之下，出掌台银国外部。 登上台湾财经舞台 政府迁台之初，因中央银行尚未复业，央行业务由台湾银行兼办，而外汇亦集中由台银独家办理；而台银国外部更积极扮演今日央行外汇局的重要角色。当时政府实施外汇审核制度，于台湾省政府下设置有「外汇贸易审议小组」，其下又设有「进口外汇初审小组」，每周就相关进口物资分配外汇；另设「普通汇款初审小组」，负责汇款结汇申请之审核。每当宣布审核通过企业名单之日，国外部大厅门庭若市，万头钻动的景象，更为老一辈国外部行员所津津乐道。而这种景象的背后，也反应出当时政府藉严格的进口管制，以达成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决心与努力。也就在如此有效的外汇资源管理之下，将有限的外汇投注于国家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上，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奇迹的基础。民国四十年五月，次子孝威(Harvey)生于台北。同年迁入台北市临沂街中银宿舍。 民国四十年七月，台湾省政府令颁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 民国四十一年二月，徐柏园请辞免兼台银董事长，改由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同年先生受徐柏园之鼓励，于公余之暇，完成译述「董事会与企业管理」一书。并由俞鸿钧撰写序文。 民国四十二年四月，俞鸿钧继吴国桢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改由张兹闿以经济部长兼任台银董事长，到任之初与各部门主管谈话，与先生倾谈之后，即对先生学有专精，留有深刻印象。共事之后更对先生为人处事之仁和宽厚，为善不欲人知的个性，由衷钦佩。民国四十一年十月，长女令达(Linda)生于台北。 民国四十二年七月，「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成立，由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俞鸿钧兼任主任委员。财政部长严家淦兼任第二、三两组召集人，第二组主管美援物资、相对基金运用，第三组主管财政及预算等项。经安会下另设「工业委员会」，召集人由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之尹仲容兼任。 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经济部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案，公营事业移转民营办法」，将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村公司、台湾工矿公司等四家公司之政府官股出售，移转民营。 民国四十三年三月，蒋中正与陈诚分别当选第二任总统及副总统。五月总统提名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仍兼任央行总裁。内阁改组由徐柏园任财政部长，尹仲容任经济部长。严家淦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经安会主任委员，徐柏园兼任三组召集人。九月，先生获选派入革命实践研究院联战班第三期受训。 国际舞台头角初露 民国四十三年，先生因徐柏园之推荐，获美国第一届「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由夫人随行，以一年的时间赴美考察。「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源自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一群国际著名的企业界与教育界人士为庆祝当时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六秩晋三华诞，共同提出了一个国际领导阶层的交流计划。次年由各界捐款成立基金会。每年遴选二十余位，自由世界各国的青年领袖，由基金会赞助费用，赴美考察。先生当时即以其所展现之才华、能力与未来发展的潜力获选，当时先生年仅三十四岁。 艾森豪威尔威尔奖金得奖人于三十年后，共同成立「中华民国艾森豪威尔威尔奖协会」，为台湾备受瞩目之菁英组织，至民国九十二年，已有三十七位得奖人，除先生外分别为：蒋彦士，费骅，胡新南，张继正，王章清，钱纯，辜濂松，李崇道，张建邦，陈履安，张隆盛，魏镛，许水德，孙震，侯贞雄，徐立德，宋楚瑜，高育仁，关中，萧万长，王建煊，邱正雄，黄大洲，何寿川，赖英照，钟荣吉，张昌邦，杨世缄，颜庆章，薛琦，陈木在，张水江，辜成允，李纪珠，张孝威，以及朱立伦。其中三分之二曾先后出任部会首长级或层级更高之政府要职。其中先生之次子孝威亦于民国九十一年获选为该奖金之得奖人，父子二人先后获奖，一时传为美谈。 先生返国后，曾应国际货币基金会之邀请，兼任该会「查帐员」的职务达两年之久。当时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帐目不是外请会计师审核，而是逐年向会员国邀请杰出之金融审计专才担任。先生于国际金融崭露头角，即自此时开始。 民国四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于华盛顿签字。 民国四十四年三月，尹仲容因为无辜卷入「扬子公司贷款案」请辞本兼各职。中央信托局局长职缺即由时任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之俞国华（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之机要秘书，前后长达十年，二次战后奉派出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代表等职）返国担任。  民国四十四年，台湾省政府「外汇贸易审议小组」并入行政院新成立之「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简称外贸会），由时任财政部长之徐柏园兼任首任主任委员。  先生于担任台银国外部经理时，为提升作业效率与正确度，曾大力采用一套电子计算器，为当时国内金融机构中之首创。藉此可见先生务实的个性与创新的胆识。民国四十六年一月，次女蓓蒂（Betty）生于台北。民国四十六年四月，先生取得中华民国会计师执照。  民国四十六年八月，尹仲容复出，就任经安会秘书长。   金融考察团 民国四十四年，监督美援在台运用绩效的「美援公署」，提出了一个「技术协助计划」，英文名称为“ Technical Assistant Program” 。透过这个计划，美援公署提供资金，由我方政府派员组团，于民国四十六年间前往美国参观访问。 民国四十六年八月，严家淦辞台湾省政府主席（周至柔继任），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并兼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安会副主任委员。 民国四十六年秋，先生随同由俞国华担任团长之「金融考察团」，为期两个月赴美研究资本形成问题。访问团其它成员尚包括经济部商业司长李潮年（李氏后来参与创立理律法律事务所）、财政部钱币司长金克和、彰化银行董事长罗万车、华南银行董事长简万全、以及沈元鼎（早年曾担任我国派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这个考察团的成员，都是当时极为资深的财金主管。于考察期间，先后停留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与有关财经和金融机构之负责人员，讨论资本形成之问题；期中并抽出一周的时间，飞往波多黎哥实际参观该地开发经济的实况。返国后对于如何促成资本的形成，针对当时台湾的情况，做出若干具体的建议。其一就是成立开发公司，以协助民营企业投资所需资金之融通；其二则是成立证券交易所，将民间资金能够透过证券市场的运作而导入工业的投资。该两项建议日后都经政府采纳与施行。  先生与俞国华于考察期间朝夕相处，结为至交，俞氏日后为国举才，长期栽培先生成为代表国家之新一代国际金融人才，亦由此始。  民国四十七年三月，徐柏园辞卸财政部部长及外贸会主任委员兼职，专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