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公司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聂潞生 来源:信息来源 2011-04-02 11:25
文章摘要
 复兴公司原载 《上海市文史资料第76辑》“旧上海的交易所”   聂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等地设立纱厂。日厂技术比我们好,又是新厂新机器(丰田式布机打倒了英国、德国的机器;到后来英国还定了丰田式机器去仿造),所产棉纱质量比我们好。还有,日厂都是几个财阀开设,资力雄厚,不像我们纱厂老板本钱小,资本不足,靠银钱业的放帐维持。在经营管理方面,日厂人事精简,我们纱厂每一董监事在投资时都讲好了“斤头”,要安插几个亲友进来,而且这些“黄马褂”都是吃饭不管事的大少爷,不能得罪他们。因此,我们的成本总是高于日厂。如日厂一包20支纱的工缴只要18至20元,而我们总要30元,甚至35元。照当时的市面日厂照样可以赚钱,我们一包纱大约要亏本10元左右,无法与他们竞争。如申新、宝成和我们聂家的恒丰都是非常困难,比较境况好一些的如统益、振泰等也要亏本,只是亏得少一些罢了。日本纱质量好,中国纱质量差,一般以棉纱作原料的实销厂,以及外地客帮都要日本纱,日本纱常感不够销,而中国纱往往没有销路,长期积存,纱厂帮就把棉纱向纱交送,弄得纱交仓库内长存1万多包中国纱厂产品,成为投机商“踢皮球”的筹码。由于实销户不欢迎,业内人怕吃进,多头户到期宁愿贴些钱掉进远期。如纱价稳定,越掉期越亏本。故每件市价每隔一月期总要下降2至3两。纱交的行情,就像纱厂营业的晴雨表:行情好,标志着纱厂经营有利,否则,就是亏本。当时,纱交纱价所以不断下降,原因之一就是在纱交仓库里积存大量“烂污纱”。这种“烂污纱”积存愈多,对纱交行市压力越大,纱厂家为了自身利益,总想设法减少纱交仓库的积存。当时,荣宗敬主张最力,因为他纱锭最多,受影响最大,要纱厂帮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复兴公司,预备将这批存纱收买出清,活跃交易。“复兴”这两个字,顾名思义,是中国纱厂有了困难,想振作起来重振旗鼓的意思。当时参加的只有五个厂的代表,申新纱厂代表荣宗敬、溥益纱厂代表徐静仁、大丰纱厂代表徐庆云、统益纱厂代表吴麟书、恒丰纱厂代表我聂潞生。大家推我为负责人,因我是纱交的发起人,而吴麟书、徐庆云两人是“菩萨”,不肯出面担任。我明知这个名义是傀儡,但觉得这件事对同业有好处,就答应下来。事实上这个负责人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每天在市场上看情形收进棉纱。等到交割期,我们这五个厂按照各厂的纱锭负担收购棉纱的数额。我们这个复兴公司没有固定的资本,只有各个厂垫付的一些办公费用,分配收购棉纱以后,也由各厂自己设法销售,但议定不得将收进的棉纱重交纱交。按照这样的做法是不致刺激市价的,这也是我们当时组织复兴公司的一个经营原则。复兴公司大约在1928年8月里成立。从酝酿到成立前后,共半年多时间,各方面对我们纱厂帮成立这个组织,非常注意。我们为了表明目的,不使外界猜疑,被投机者乘机利用,从来不守秘密;即使在我们商量组织的时候,对于掮客、经纪人,以及来的客户,也从不回避。总的说来,复兴公司对正当的纱商来讲是有利的,因为出清了l万多包仓栈积压纱,使市场上升到合理的价格,对他们没有坏处。可是对投机商人来说,尤其是专门依靠这批积纱进行抛空的客户来说,是挖掉了他们赚钱的根子。因为那时候每到接近交割期,本月期的纱价总是低于下月期的纱价4两左右,其中除了1两左右是利息和栈租差距外,其他是做多头的怕收进这批栈存棉纱,而急于了结而降价的缘故。一批投机商看准这个弱点,做长空头,月以为常,坐收其利。所以我们出清这批积纱,是为了不使它们再被投机商利用作为压小纱价的筹码。我们订有协议,主观上并不是想进行操纵垄断,纯粹是要解救当时中国纱厂所处的困难境况。但是纱交是个投机场所,唯恐天下不乱,自有一批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市价确有上升8至10元的情况。复兴公司存在的时期,约8个月,把这批存纱全部收回,再照以每件略低于市价2至3两的价格托掮客转卖到外地,在每件包皮上盖有不准交纱交字样,以防投机商人再度利用。但徐庆云这位先生破坏了我们的协议,暗地里将购进的这批棉纱不销外地而重新在市场上卖出。外界看到我们内部有矛盾,做多头的反做空头。这样一反一复,市面大受影响,复兴公司虽出清了这批存纱,每个成员亏损了将近l万两银子,还是不能把纱价抬到成本标准。我们纱厂组织了复兴公司后,曾被上海的流氓找到了敲诈勒索的借口。事情发生在1928年复兴公司成立以后,当时“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各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上海的流氓势力看到有“多头公司”的组织,就借口告了一状:一方面告纱厂联合组织操纵垄断进行投机;一方面告纱交故意错译国外电报(纱交每天将国外洋花市况电报公布场内;自胡筠庵担任副理事长后,由胡逐日将电报译成中文,连同西文原电,公布场内),助长投机。为了达到他们敲诈的目的,由张啸林出面,勾结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薛岳,派军法官某,专来审问这桩案件。白相人告我们四人:荣宗敬、徐庆云、董仲生(吴麟书的代表)和我。记得第一堂审问时,这个军法官是广东人,点到我的名字时,把“聂”字读做“摄”字,我没有应。后来我说:“你叫的摄潞生,是不是就是我聂潞生?我姓聂,不姓摄。”这一下弄得这个军法官很窘。白相人请的律师叫朱榜生,一口苏州白。军法官第一堂审问,先叫荣宗敬,荣一口道地无锡话。这两个人的话,弄得军法官一懂都不懂。第一堂就这样没有结果了结。第二堂问的是徐庆云,徐庆云一口宁波土话,广东人又是听不懂。第三堂问董仲生,董是一向讲不来话的,讲起来期期艾艾,军法官还是听不懂。第四堂才轮到我,我能讲一些普通话,因此我的话他能听懂。他问我:“你们纱厂组织操纵市面,使物价上涨。”我说:“那里一点说明我们纱厂有投机操纵的事实?中国纱厂不能保持成本,有着严重的困难,复兴公司无非是想挽救这个局面,能说我们投机操纵吗?再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振兴工业,抵制日货?”这一番话,倒说得那军法官连连点头。白相人请的苏州律师,虽然唠唠叨叨的讲了许多,可是广东法官一点都听不懂,这一堂又是没有什么结果而结束。以后还是一堂一堂的审下去。吴麟书就怕事了,他对董仲生说:“小铜钱总得要搞出点吧。”荣宗敬到此亦有些心活,徐庆云虽然是一钱如命,看到这样的局面,倒也没有反对化钱的表示。他们来问我的意见,我对荣宗敬说:“你们有铜钱,搞落得起,我却没有钱。再者,出了钱买一个投机名气,我也不同意。”他们三人看见我反对,也就不谈了。白相人方面控告我们,本来无非是看中几个大老板,以为大老板总是怕事的,可以乘机敲一记。后来候到一堂一堂的过去,我们没有派人去向他们“讲斤头”,他们只好自己来讲价钱了。开始时,开口要100万两,后来自动退到50万两,我们还是不睬。同时在堂上那个军法官,偏偏又听不懂苏州律师的话,问起堂来,总是叫我来谈,每次被我在堂上大谈一番道理。白相人一看苗头不对,就在第十堂上,由他们那个苏州律师说:“这件事是误会了,这件诉讼可以撤消,不过要请被告拿出2万两银子出来,贴补我们在诉讼期内开房间等的开销。”我就当场表示:“要我拿出一分钱不是生意经。”后来又开一堂,我还是这样表示,前后一共十一堂审问,结果是一个钱也未曾搞落。案子也就无形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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