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祖父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聂崇训 来源:信息来源 2011-04-02 11:21
文章摘要
 忆祖父 - 供弟妹及子侄们参阅聂崇训当我懂事的时候,我们的家在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10号。那时已非我们家的产业了。在我童年的眼光里,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前面有花园,后面有菜园。祖父住在二楼东面房间内。我父母带我住在西端。中间是一条走廊。廊后靠东是祖母的房间。祖母终年茹素,常常住在杭州灵隐寺。她去世时我还只有五岁。后来那间房间一直为她保留着,挂有她的照片。廊后靠西是饭厅,全家在那里用餐。三楼中间搁楼中放着祖母的遗物。平时没有人去。我六岁时好奇,冒着责骂的险到那里去看看,结果就像到了阿里巴巴的山洞。当然,对六岁的男孩说来,新奇的事物比宝藏更珍贵。祖母的嫁妆都在那里。我对成箱的绫罗绸缎不感兴趣。各种顶带花翎,扳指、鼻烟壶等也只是新奇而已。当时最吸引我的是文房四宝,各种毛笔、铜笔套笔架、宣纸信签、白铜墨盒、端砚、徽墨,真是琳琅满目,拿到手上就舍不得放下。直到听见叫我吃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祖父对于准时吃饭是很严格的)。以后有机会总要去看看。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偷了几枝毛笔和铜笔套出来。妈妈要我放回去,不知怎么祖父知道了这事,並没有责备我,还让我保留着、好好使用。此后那里就成了我的文具库。但是有些东西我舍不得用,一直保存到了六十年代。二位姑姑住在三层后楼。叔叔们住一楼西端。东端是客厅。二叔结婚后,在西端盖了一间披屋。花园里西边小池塘中有荷花、莲藕。但是有一年出了一条火赤练(毒蛇),妈妈就不再允许我走往那附近了。 后面菜园种植蔬菜,玉米、蚕豆、青菜常年不断。北邻里弄房屋着过一次大火,幸亏有菜园隔着,没有殃及我们家。     当时祖父还在中孚银行当协理。后又转到前中央银行任稽核处副处长。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我们于八月十一日匆匆忙忙避入租界,寄住在祖父同时吕著青爷爷家中。当时祖父鉴于前两次战争的经验,以为不久就会平息,让我们不要像搬家一样,将东西大量都带到别人家中。因此我们只带了些秋天衣服和必须日用品。唯有我舍不得那些文房四宝和父亲买给我的两套少年读物,装在一个小藤葙带在身边。那时大家谁也未想到再也回不到那个老家了。不久我父亲随欧亚航空公司内迁,到吕家匆匆与我们告别.行前从汽车车窗伸出手来,搂我一下,从此就再未见到他了。老家原有二名雇佣看守。但是日本兵从门前巡逻过去,他们只能悄悄从菜园后面逃生。等到局势稍稍平稳,再找人去探看时,只剩下一座空楼,里面已荡然无存了。解放后那房屋改建成一个疗养所,供劳动模范们住用。吕家待我们很好,相处犹像一家人。吕太太那时集合一些太太们为抗日战士捐献,亲自做丝棉背心。爷爷要妈妈、姑姑也参加。我给十几位太太们递荼送水,十分忙碌。但不久吕家也要迁往内地,我们在吕爷爷家只住了几个月,租到了霞飞路1184号(今淮海中路1200弄1号)的房子,算是有了新家。那是一座二间四层的法国式洋房。虽然比老家小许多,但也有一个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花园。记得当时这个屋子曾成为聂家庭在战乱时的聚会场所。我们曾为太婆(崇德老人)生日和圣诞节举行过庆典。     崇德老人八十七岁寿辰       一九三八年四月摄于上海霞飞路聂宅 抗日战争初期,聂家都到租界避难,而且大都在法租界,居住颇为集中,串门步行不用十分钟。在劫难中,亲戚们走动更频,人情也更亲密了。(参见附图)。五姑奶、八姑奶等常来陪爷爷玩卫生麻将(一种输赢很小而花色繁多的麻将)。小辈们的接触就更频繁了。当时中央银行内迁,在上海租界内有一个留守办事处。指派祖父为留守人员,可以领到一份薪水。这是一笔固定的数目,不论物价如何飞涨,它是不变的.祖父很早就因兄弟意见分岐,退出纱厂的经营,将名下的股票拿去经商,不幸在棉纱生意中亏损,以后几乎没有多少积蓄。而我家食口众多,又加上不善理财,因此家中收支颇难平衡,生活日渐困难。到了1942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入租界,中央银行遭查封。祖父不肯转到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随之失业。家境更为拮据,靠叔叔姑姑的收入维持。然而祖父坚持不让九姑(光锡),毛叔(光序)与我中止学业。并且在生活上与家人同甘共苦.记得我小学六年级时,学费没有着落. 祖父写信给我们学校校长,申请减免学费,信中大概提到曾祖父捐赠办聂中承公学的事.一天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告诉我局势困难,不能办减免.并且说聂家过去能捐助办学,现在比你们困难的家庭多的是,语言中颇带讽刺.我回家后先告诉妈妈,她要我瞒着爷爷,由她告知七姑.后来还是七姑和叔叔们凑钱解决的.当时上海称为孤岛,日本军队在周围封锁,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很难运到,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居民要排队买定量很少的户口米(一种粗糙的籼米).我们家不得不在饭中掺红薯吃.为照顾爷爷,另外做了少量白米饭.吃饭时爷爷亲自盛一碗红薯饭,大口吃着,并且说:”不难吃嘛!”我们对红薯饭也就甘之如饴了.那时,爷爷连餐前必喝的一小杯五加皮(一种酒)也省下了.爷爷房里书架上的书不多,但也有二百余册,大多是诗、文集之类。可惜我闲时只对小说、野史之类感兴趣,将其中的今古奇观,老残游记、野叟暴言等看了又看,没有向爷爷多讨教些诗文。爷爷那时自称佩苇老人,所做的诗称为佩苇室诗集。 抗战胜利后,爷爷十分高兴,写了一首,题为”追忆日军侵华时事”, 诗云:席卷中原势莫当 君臣相庆割邻疆 噬脐不惮称戍首 切腹犹难谢国殇 深入始惊泥足陷 运交无补轴心伤 皇军弃甲归来日 属耳哀音御苑墙 然而重庆来的接收大员们将以前留沪人员一律称作伪职员,这极大地伤害了祖父的自尊,他对贪污腐化的国民党再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不久二房洪伯伯从湖南带来父亲去世的悲惨消息,爷爷不把心中的悲哀表露出来,但对我母子更加关怀照顾。爷爷在家闲居,有时玩”牙牌神数”, 有时习字,同时还教我写字。爷爷写字就像他做任何事都要中规中矩一样,人先坐端正,右手四指并拢在一边,姆指在另一边,紧握着垂直的毛笔。并告诉我说,在姆指与食指形成的环中,应能放一满盏水,练字时水不能溢出。可惜我当时着重数理化,不用功习字,一直未能写出一手好字。爷爷那时还请一位老师父来教太极拳,暑假中让我跟着练。爷爷练拳按他一贯的做法,从口诀开始,一招一式毫不含糊。练一遍要用半个多小时,汗湿衣襟,从灭懈怠。我虽然跟着学完,但实在没有时间,坚持不下去了,爷爷也不勉强我。爷爷偶尔也到西新桥一些小酒店点一、二碟小菜,喝上几盏香雪酿。当时大仲马著的基度山恩仇记中译本出版,在亲戚中很为流行,爷爷看后盛赞其情节离奇,构思慎密。以后就对大仲马的小说有了兴趣。但除了三剑客有中译本外,其它的仅有英译本。我于是在旧书店里查找,居然搞到六七册,拿回家送给爷爷。他老人家十分高兴,和我轮流阅读。从此祖孙之间的谈话又多了一项内容。爷爷日常教导我们,从不疾言厉色,也不用空洞烦人的说教,而是身体力行。让我们从他的言行中体会他一生正直的榜样。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全国解放后,祖父赞佩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和统一战线政策,认为中国有了希望。他认为政府对纱厂和湖南田地的处理是正确的。以前家中一名帮工周阿二(以前曾在保定路老宅留守的)自从离开我们家后,回崇明岛用积蓄买了几亩地,在当地土改中被划为富农,到我们家哭诉。爷爷还给他解释土改政策,要我们找些旧衣服并凑了点钱给他。当时叔叔姑姑们都已成家立业,我也大学毕业,能够自立,他老人家可以安心养老了。然而, 现实总是残酷的,老人的善良愿望未能如愿。首先是七姑和端叔全家到国外谋生。接着我被调离上海,到遥远的抚顺去工作。然后是二叔应聘到北京,九姑也随姑爹调工作到了北京。对一位古稀老人说来,还有比亲人离散更难受的事吗?然而,在我离家时,爷爷却仍然鼓励我努力工作、对自己的知识要精益求精,不断提高。1956年家中因不能负担房租,搬到太原路218号。二室一厅的房子里住十余人,但祖父对生活毫无不满。那时五姑奶和八姑奶也都远赴海外,来访的亲友和门生故旧日益减少爷爷不免感到孤独,将心情寄托于诗中。当时作了一些表达兄弟姐妹感情的诗句。我猜测佩苇诗室就是在这段时期内改为虫天阁的。爷爷当时的心情,反映在他七十六岁生日的诗中:七十五年犹旦暮 沧桑隐隐眼中存飙轮绕地三驱彭 火箭窥天一划痕阡陌相望城廓渺 冕旒无色布衣尊昔人未见今人见 恨不同时共话言我当时还负担不起每年一度的探亲费用,只能乘出差的机会回家看望爷爷和家人。沿途带少量土特产,如湖南腊肉腊鱼、南京板鸭、镇江硝肉、无锡酱排骨和油面筋、苏州豆腐干等。虽然这些都是爷爷爱吃的,但老人总是分给全家人一起吃。在短暂的祖孙会面肘,爷爷饶有兴趣地听我讲各地见闻。当谈到我的工作调动,其中一个原因是顶撞了苏联专家和顶头上司时,爷爷嘴边浮出一丝笑意,也许是回忆起数十年前自己的一段往事罢。因为爷爷的写字桌前挂了一副曾文正公的对子:心无事在腔里牙打脱和血吞 我说起亲身经历中,以我的家庭成份,曾文正的这句遗训难以实施,牙虽未打脱,但不免要碰很多钉子。爷爷叹口气说:”成见太深,成见太深”.到了1957年,二叔和九姑夫先后成了右派分子。爷爷默默承受了这个重大打击。坚强的个性使老人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1960年我长女出生,祖父还做了一首诗,欣庆四世同堂。诗日:昔日朱颜五尺童 祗今白首一衰翁家人报道孙生女 贺我头衔晋太公然而,岁月不饶人,爷爷身体日渐衰老,心情累遭创伤。我在1965年最后一次回家时,在通常的问候和一些家常话后,祖孙二人默然相对,从老人的眼中透露出一种孤寂和无奈的神态。我理解但又无法慰藉,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去。祖父晚年因前列腺症,十分苦楚。在那史无前例的劫难中,由于家庭原因,受惊吓非浅。加上二叔、九姑的恶耗传来,老人难以支撑了。1966年深秋的一天,祖父因痰拥严重,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他老人家那慈祥的音容和对晚辈的谆谆教导,永存在我的心中。                                     2000年11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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