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珍藏函札有感

作者:宗亲会 原创作者:聂玉文 来源:信息来源 2009-03-06 11:25
文章摘要
       去岁冬,在杭州的拍卖会上,儿女一辈花去数万元拍得珍藏件一册,名曰《义宁陈宝箴陈右铭先生函札》。原为元一珍藏,现已呈现于眼前。儿女们嘱咐,让我先读之,并加以标点。于是,我捧读再三,试加标点-----领会其意,心有百千感慨,深深感到陈宝箴祖孙三代人令人钦敬,令人惊叹!《义宁陈宝箴陈右铭先生函札》中,有陈宝箴与黄遵宪的亲笔往来函札及诗文,有陈三立的诗行和后人叶恭绰、习传裕(即晖堂)等人的题跋。读手札、诗文、评论,其时间跨度已逾百年,近者墨迹也过去了六十余年,其纸质依然,翰墨依然,情意亦依然,令我感叹、钦敬!陈宝箴,号右铭,谱名观善,字相真,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1831年生,21岁中举,早年入湘军,韬略和办事能力深得曾国藩赏识。1895年,官至湖南巡抚(相当于今之湖南省长),推行新政,锐意维新。在眼前的函札中,陈宝箴几次称“公度仁兄大人阁下”,并“得谭复生一电”,可见与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即公度)、谭嗣同(即谭复生)交往、交谈甚密。据查史实,陈在官至湖南巡抚的几年中,在黄遵宪(时任按察使)及儿子陈三立等人的协助下,先后设立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省份,似为全国维新运动中心。今日之水口山铅锌矿、锡矿山锑矿都是当时开办和继续发展的,使湖南的矿产业得到迅猛发展。1898年5月,陈宝箴奏请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7月,保荐杨锐、刘光第参预新政。9月,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五十年后的叶公绰先生在题跋中,称“陈右铭先生得曾湘乡之传,其治学、从政以笃实、开敏为宗-----” 可见承继曾湘乡(即曾国藩)之传治省,政绩斐然。陈宝箴“抚湘” 锐意维新,在国家大事上亦常关注,在给黄遵宪的函札中,因“法人又复来索”,“ 各国必将继起沿海屯兵各口.皆非吾有-----”, “瓜分之局定矣”,深感“如困长围中矣”, “我辈当此----偷生-----”。在当时之国际关系中,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已深受列强之“长围中”。陈宝箴十分忧虑,亦皆表现在此类函札中-----戊戌政变以后,陈宝箴这位为光绪皇帝十分看重的“新政重臣”, 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一样逃不脱慈禧太后的魔掌------据传,陈宝箴于1900年7月得太后密旨,赐陈自尽,令人取其喉骨,奏报太后------陈三立,即为陈宝箴之子,1859年生,字伯严,取家乡后山名号为散原。1886年为清同治进士,青少年时“倜傥有大志”,官至散馆编修、吏部主事。1895年随父“抚湘”, 曾与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受张之洞之器重,为推行新政出力。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陈三立弃政从文,甚少插手政治,自谓为“神州袖手人”(见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故陈三立最为出名者是诗,为当代及后人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我手中的珍藏件中,后人言及陈衍编著的《石遗室诗话》,载“伯严避偌熟、求生涩”, “与薛士龙绝似”(薛士龙,即薛季宣,南宋著名学者),道出陈三立诗的风格,“伯严思除怪险之忌,造平易,譬餐美筵,鱼、虾、鸡、肉堆满盘盂,必滞口生厌,若缀以青菜淡汤,食味隽永矣!”“字字句句都经过精敲久炼”。说来江西修水县也真是人杰地灵,南宋时出了个“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即山谷),成为“江西诗派”之祖。陈三立则”以生涩为学山谷”、以“奇奥取胜”,形成仿古诗派中的独特风格,“特立一帜,堪与黄、郑鼎足而三也!”即与黄遵宪、郑孝胥的诗派成“三足鼎立”之势,后代诗人称其为“一代宗师”。自然,其诗作中深含着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诗中,“十六州输应痛哭,三千界壤复何为?”借古时“燕云十六州”等之史实,讽喻清朝政治之腐败无能;“牝鸡祸国拼孤注,大象匡时惜半成”,讽喻慈禧太后为“牝鸡祸国”,而 “大象匡时”挽救危局也只是叹惜“半成”而已。可见,在诗中充满着忧国忧民之情。在我手中的珍藏件中,现代书画家、收藏家叶恭绰先生曾回忆陈散原“往还甚密”、“视余为子弟,且激赏余诗,为之作序”,可见陈三立诗誉影响深远。有人说,文如其人、诗如其人,陈三立诗中的爱国情怀也体现在其人生的最终。1937年当芦沟桥事变发生,陈三立深感日寇猖獗、国家危难,绝食五日而死。与其父陈宝箴之死相比,同为爱国情怀,可死之状况有别。陈寅恪(读音如“刻”),即为陈三立之子、陈宝箴之孙,我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国学大师,或称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1890年生,少时在南京私塾就读,在父亲陈三立良好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12岁后即随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又先后赴法、德、瑞士等多国留学,逐渐具备阅读梵、英、法、德等八种语言能力。1925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等多所高校教授,著作甚丰。在手头的函札资料中,虽未见直接写有陈寅恪的内容,但可体会到在这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中备受熏陶,在博学中成长。据传,当祖父陈宝箴在抚湘期间,年少的陈寅恪也常接触维新派人士黄遵宪等,广泛接触社会而博学多能。陈寅恪治学,讲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多人认为他是“中国最博学的人”。1953年,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提出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这一“不问政治”、“纯学术”观点在其一生中的表现,招致他在“文革”中的百般苦难。数年前,我暂居于广州海珠区,靠近“中大”,与中山大学某些师友相识,常到“中大”游玩,师友们就指着陈寅恪先生曾经居住过的房舍说,“1966年七月始,大字报贴到了他家的墙上、门框及居室内,高音喇叭架到了他的床头上,给他戴的高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大字报贴得全屋皆白,其妻说是人还未死先开吊了;高音喇叭常突然开叫,有时吓得贫病交架、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尿裤子------百般身心折磨,熬至1969年10月7日,79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终于离开了喧嚣的人间-----读《义宁陈宝箴陈右铭先生函札》,深感陈宝箴祖孙三代人均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爱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爱中国的文学艺术,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来表现自己真挚的爱。我敬佩陈氏祖孙三代人的精深的敬业、治学精神,敬佩陈氏祖孙三代人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陈氏祖孙三代人之死时间不同,其死状亦不同:陈宝箴为锐意维新、富国强民而被那拉氏赐死;陈三立为日寇侵略、祖国危难而绝食至死;陈寅恪为挚爱祖国文化,被“文革”残酷折磨而死。虽然祖孙三代人死状不同,但均同为外界的罪恶势力所为-----历史的长河终于证明:罪恶终究要被清算,正义者的精神永存!陈宝箴祖孙三代人之精神不死,他们的英魂永远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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