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威胁国家安全
为了家庭，为了种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多生多育刻不容缓！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涵盖大国关系、经济运行、领土完整、社会稳定、文化安全等领域。鉴于低生育率已严重影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我们提议：将人口安全列入国家安全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探讨人口趋势对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影响以及何种人口政策才能保障我国的安全利益。我们将以此为系列共七篇文章来探讨这个议题。
▍人口雪崩 生育率决定人口趋势。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存活率，中国生育率更替水平需高于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最终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1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而2012还是婴儿潮的龙年。中国生育水平已居世界最低之列。即便1.5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2%。 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 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 三是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和宣传下的惯性。 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新近的放开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是杯水车薪。就算无限制的自然生育率比现在高30%，之后按东亚模式随社会发展变化，若在2018年完全放开生育，考虑补偿堆积，其后3年生育率也仅2.3、2.1、2.0。如图1，未来一二十年内，90后育龄女性将减少近半，年新生儿数将再次雪崩。若不大力鼓励生育，从2030到2070年，中国人口将萎缩29%，而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人口萎缩不过3.4%。 在以下的六篇文章，我们将分别在大国关系、经济运行、领土完整、社会稳定、文化安全分方面来分析低生育率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中国需要何种人口政策来维护国家安全。 ▍大国博弈 近代西方因科技领先取得强势地位。由于西方人口少于中国，有人误把人多当成劣势。其实西方领先并非人少，而是效率大幅提高。现代教育、科研和商业的成熟，让知识和技能从点滴似的传授和改进变成全社会系统化的传播和积累，促进了效率的飞跃。比起后进社会，一个跨入现代的国家，哪怕人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压倒性优势。但这与人口规模的基础重要性并不矛盾。当不同社会都步入正轨后，人口规模优势又会起决定性作用。近代数百年内，强国崛起的顺序印证了这点。在16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数百万人口，但依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为世界强国。到18至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冷战时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步入正轨崛起，前面人口较少的强权则会被边缘化。 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强一倍，因为一般人活动范围仅几百平方公里，人多不会增加社会复杂度。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强不止一倍，因为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唯语言、文化和政治的边界还在。人越多，交流和来往增长越快，导致社会复杂度随人口规模增加，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更加突显，大国竞争又将归于人口规模之争。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仍远快于西方，说明双方在经济上尚未达到均衡。在可预见的将来，自主的世界性大国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 美国的面积与中国相当，人口3.1亿。美国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从全球吸引移民，人口在2050年将达4.0亿（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西方人口最多的国家。西方涵盖欧盟、美、加、澳、新等，总人口近10亿，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韩等则有12亿，接近中国。在此体系内，美国人口不及欧盟，但内部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政治统一让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美国积极推动跨贸易谈判，竭力推进由美国主导的更广泛和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其动力在于，更大人口规模下的一体化将给参与各方特别是主导者美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美欧联手将垄断世界主要技术标准。 印度的面积是中国的34%，人口接近中国。印度内部千差万别，宗教矛盾突出，早被废除的种姓制度仍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以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唯一能与西方比肩的是中国，但近年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印度的各种先天条件如人口素质远不及中国，其最大也许是唯一的优势就是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如下图，以人口均衡发展为目标的严厉化计划生育带来的恰恰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扭曲，而印度人口结构则自然匀称，其生育率也在稳步下降，已接近更替水平，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虽然综合国力仍远差于中国，但印度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军事各领域也在快速进步。 俄罗斯的面积是中国的1.8倍，人口1.4亿。俄罗斯资源远多于中国，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全球最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最突出的优势是前苏联遗留下的军事力量。经济上，除军事工业和出卖资源外，俄罗斯几乎没有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比起中、美、印，俄的劣势就是人少，若其拥有10亿人，情况将迥异。鉴于此，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上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应生育至少三个孩子。 无论作为单一经济体还是区域整合的主导者，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众多人口。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的巨大潜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并将成为最大经济体。虽然西方人口总规模接近中国，但内部的差异和地域上的分散使其在统一市场和聚集效应上的潜力不如中国。若能维持世界20%的人口，恢复自信，理顺机制，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时，在加强规模效应下，中国恢复汉唐地位顺理成章。 但在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下，中国最大的优势被当成劣势在消减。按生育率趋势，两三代人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而他们未来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人，中国将彻底丧失人口优势，经济规模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中国作为单一经济体更无法与一体化的欧美比肩，也无力主导区域整合。低生育率对发展釜底抽薪，中国的崛起昙花一现就将成明日黄花，中国世纪还未真正开始就将落幕。 ▍经济困局 经济循环各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减少人口不能提升粮食和资源安全，却危害产业、科技、金融和财政安全。中国一向重视粮食安全，自给率稳定在90%左右，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远超联合国18%的安全线。按较保守的《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可过7亿吨，比2012年高19%，远超人口峰值所需。下图中各国粮食亩产的增长趋势印证了这种潜力。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是农村的1/4，充分城市化会节省土地。未来粮食安全的风险是社会整体收入上升，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导致农产品价格大涨。出路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补贴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避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人口的老化和衰减将弱化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补贴农业的潜在财力。最后，粮食危机来自供应突减而非需求突增。人口萎缩，粮食正常供应量减少，应对波动的能力反而下降。 中国现在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较1980年低2.8%，但却从资源出口大国变为最大资源进口国且保持贸易盈余，说明技术进步使中国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所提升的效率，超越了进口资源的价值。国内市场越大，价格通常越低。随着未来人口锐减，中国市场规模将相对萎缩，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下降,中国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也将减弱。传统资源需求萎缩会让替代资源如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前景暗淡，不利于中国在新兴领域异军突起。 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门类的国家，综合与规模优势无国可比。但未来随着人口老化和锐减，除医疗、殡葬之外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成为夕阳行业，消费和生产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图2显示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在下降，现已不足5%；若一种资源变得稀缺，其价格会升高，催生替代品或促使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所以稀缺的资源会被自动排出经济循环，变化由全球承担。相反，得益于人口增长和集聚下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多元化，由人所创造的价值的比例却在升高。人口锐减将让中国产业从才智型向资源型的低价值方向退化。 推动科技进步的根本动力是需求。众多人口可支撑多层细分、竞争激烈的市场，充分匹配需求和供给，促进技术的孕育和完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美国科技领先得益于庞大的人才规模。但如图3，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总人口在2006年超美国。中国研发人数现在世界第一，经费将后来居上，这些都会推动科技迅猛发展。中国在2012年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但适龄人口减少使中国大学报考人数自2009年就开始萎缩。若生育趋势无法逆转，中国大学生人数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人口老化还会极大地弱化社会创新和创业活力，延缓科技进步。 极低生育率会让中国老龄化居世界前列，对外投资意愿加强，从而可能成为巨额资金输出国，让国内金融市场更多暴露在海外风险之下。伴随未来人口锐减的将是本币和国内市场规模的萎缩，这将严重削弱中国稳定本币和在全球金融市场博弈的能力。随着美国未来贸易的推进，美欧和亚太很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将走向一体化，而中国可能被排除在外。规模不足的中国将失去在国际金融规则上的话语权和定制权，只能接受被支配的命运。 长期低生育率恶化财政收支。美国的税收、教育和养老开支分别是GDP的26%、5%和12%。中国的税收和教育开支则分别是GDP的20%和4%。 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稳定，所以其数据可反映个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少生一个人，相对其潜在GDP产出，政府可节省5%的教育开支和12%的养老开支，但却损失26%的税收。收支差额的9%则是少生一个人所造成的直接财政损失，牺牲的是国防、科研、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人口老化和衰减还会导致经济低迷，间接减少财政收入并挤压用赤字向未来借债的空间。 ▍国防之虞 国防是领土完整的后盾。当前的生育状态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 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胎，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现在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韩国媒体（2013）在报道日本自卫队官员时表示，若中日发生战争，由独子组成的中国军队必败。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的“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而朝鲜人和俄罗斯人则在进入。《环球时报》（2012）引述报道说，东北将从朝鲜引入4万劳工；不少俄罗斯人则在东北购买房产。 虽然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可生二胎，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当地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警醒。 ▍社会失衡 现行生育政策限制民众生育，把生孩子这种利国利民的行为当成错误来惩罚，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致使影响社会稳定。 政策的不公首先体现在对“超生”的惩罚上。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下，父母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被孩子赡养的受益者；但在现代社会养老体系下，父母付出辛劳来养育孩子，孩子将来支撑的则是整体养老体系，受益的是全社会。因此，惩罚多生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身付出为社会贡献更多养老体系的支撑者，却因此受到惩罚。 因生育是人类维持自身繁衍的自然行为。无论是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有关生育的决定权几乎都是属于个人和家庭的。然而，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剥夺了民众的生育自主权，并将其与民族、地域、城乡乃至父母的生育状态挂钩。这违反了自然的繁衍规律，更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公平。这种限制民众基本权利的行为，不仅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在权利意识不断高涨的中国，也越来越被国内民众所诟病。 而由于严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违背了人类自然繁衍的规律，这一政策只有通过强制手段才能得以实施。而这必然引起不少人对政府的愤懑和怨恨，也导致暴力抗争行为层出不穷，加剧了社会冲突。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惩罚性的“社会抚养费”，让一些“超生”的孩子从小就自认为或被当成多余的、不应该出生的人。这种身份感受即使不影响到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也绝不是一种对社会正面的情绪。 计划生育通过“一票否决制”与地方和部门的政绩挂钩，也就是说不管其他方面工作如何，只要计划生育执行不力，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成绩将被“一票否决”。在此制度的催逼下，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会采取严厉措施来应对那些可能影响其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现象。这也是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等恶性违法事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强制行为不仅制造了大量的人伦悲剧，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家庭幸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任何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夭折，但只要还有孩子存活，父母就有希望和责任继续生活下去。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别，母亲在丧失生育能力后，孩子夭亡的概率大约是百分之一。因此，二孩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而“失独”的概率则是百分之一左右。在这个概率下，几乎每个人周围都迟早会遇见家庭“失独”的悲剧，相应的心理冲击会让人们从最基本的道义层面来质疑政府的的道德基础。 男女性别比失调是生育数量限制和重男轻女观念，在胎儿性别识别技术的条件下，共同作用的后果。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调会让不少男性无法找到配偶，必然产生“剩男”现象。另一方面，男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机会上日益平等，但男高女低的婚配观念并未完全消失，产生城市出现所谓的“剩女”现象，反过来加剧“剩男”堆积。而大量缺乏家庭生活的“剩男”的堆积自然是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生育政策的后果有几十年的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生育限制的恶果会越加凸显：“失独”家庭增多、老龄化加深，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更多人将认识到始于1980年的极端生育政策完全是个错误。如果说当年认识不足，判断失误还情有可原，继续限制生育则会让人怀疑决策层的预见力和判断力，从而危及执政基础。 ▍文明式微 人类历史是各种文明自身变化、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过程。随着交通和通信的便利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可能会趋于模糊，但天下大同依然遥不可及。除非人类面临严峻的共同外在威胁，各种文明之间的竞争依然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而且，文明的特质比政治边界更弥久。比如，沙俄与前苏联在中亚上百年的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突厥和伊斯兰文化的特征。维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是文化安全的基本保证，而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基督教产生初期是个微不足道的宗教流派，但几百年后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家Rodney Stark（1996）认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堕胎、杀婴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远超异教徒，逐步形成压倒性的人口优势。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亿人，内部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如图1，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别具一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是，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被可能被摧毁。中国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人口基数，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别人的附庸。如果那样，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将一落千丈，文明不间断时间最长、本来甚至可能主导世界发展的“中央之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甚至分崩离析的国家并非完全不可能。 很多人会说，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不值得担心，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首先，中国的人口基数大，衰减的规模也大，惯性可能更大，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其次，由于人口规模庞大，世界无法填补中国人口塌陷所形成的巨大窟窿，所以中国人口极低老化和急剧衰减的灾难只能完全靠自己来承担。总而言之，庞大的人口规模让中国未来要经历的灾难更严峻、更难以应对。 很多人会认为这种文明衰亡论完全是耸人听闻，但在人类历史上，文明消亡其实并非特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12卷的《历史研究》，专门论述的就是世界不同文明的兴衰。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30多年，中国却义无反顾地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规模地大力消减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本却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政策迷途 尽管低生育的各种恶果会不断显现，但由于技术、机制、城市化还有上升空间，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会快速进步，相对国力可能在2050年前达到顶峰。但若生育状况在一二十年内无法改观，在顶峰之后，中国的地位将随人口深度老化和锐减而陨落，留下实力真空。届时，那些在中国扩张期隐忍的敌对势力会趁机反扑，置中国于更险峻的安全环境之中。 西方精英对人口的战略性意义认识深刻。社会学之父孔德在十九世纪就说“人口即命运”。在1970年前后，西方生育率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则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的思潮在西方兴起，而能源危机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74年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成为美国鼓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纲领性文件。一些宗教组织采取法律行动迫使此秘密文件于1989年解密。该文件要点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参考文章《从基辛格言论看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态度》 中国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1年。之后，生育率从5.81陡降至1979年接近更替水平的2.75。这期间受国外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导弹专家宋健是1978年在欧洲接受人口控制论后回国，与一些理工学者进行人口预测并提出一胎化方案。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的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很多由联合国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中国人口政策一再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让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部门来主导人口政策。这其实是专业误配，相当于让会计部门来决定公司的盈收目标和发展方向。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变化的规律；而人口政策关心的是相反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的影响，这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超出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的专业背景。 更可怕的是人口控制观念下的思维惯性和部门利益取向。或许因坚信“一胎化”利国利民，宋健和田雪原等人，在1981年分别以发达国家的动物蛋白质摄入量和人均固定资产为目标，论证中国适度人口是6亿到8亿。我们仔细阅读后，对其假设之荒诞、推断之草率深感震惊。计划生育部门是人口政策的执行部门，利益直接受政策影响，在决策过程中理应回避，但现实中却起重要作用。虽然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部门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并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背着历史包袱的人却成为政策合理化的阻力。 突出表现是政策调整被离谱的数据一再误导。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1.22，但被大幅调高后的1.8却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十五”和“十一五”人口规划对增加人口的预计在短短5年时间就超出实际50%多。近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都低于1.3。由人口普查数据回推可验证以往抽样调查数据误差有限，但卫计委仍坚称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罔顾专业人士的反对。2012年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竟毫无底线地声称放开二胎可能让生育率升至4.4。人口政策的调整如此保守和拖延可能正是由此类误导所致。 鉴于人口形势的恶化已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我们提议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特别工作小组，调查以往人口政策的制定过程，对误导和渎职者追究责任，评估人口形势和未来趋势，汇集各领域和各部门的意见，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形成对人口安全的共识，推进人口政策的变革。 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替代水平超过20年，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的有限反弹，而是反弹后出生人数仍会一路下滑。因此，短期的政策调整应是立即完全放开并尽早鼓励生育，防止出生人数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坍塌。同时，对人口学会和计划生育部门进行重大改组，促使人口观念和相关机制回归到能维持民族繁衍的正常状态。 长期的人口政策应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微观上，生育权须回归家庭，政府则应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各方面切实减轻养育负担，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中国人口政策的宏观目标应是稳定年新生儿数量，逐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保持人口均衡发展。若无法避免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那也不该让其降得太快。至少，中国应在人口规模上保持对西方的优势，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取得并维持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黄文政、梁建章 作者黄文政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