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厚聂族人才辈出彰显班行字辈文化力

新近有人谈到了新设想，即认为全球姓氏通谱没必要统一班行字辈诗，而统一改用数字记代数即可。尽管其罗列了某些说辞，但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有鉴于此，我特围绕双厚聂族的逾千年发展史展开对照、深思，终于发现班行字辈诗蕴含对阖族的指导思想，是一代代催人奋进的强劲精神动力，彰显了凝心聚力的文化力。
一、以数字替代字辈的弊端
中国人谈家族，首先是谈辈份，这一习惯充分显示了辈份的重要性。三思，以数字的大小排序虽可体现辈份高低，但它的许多作用将不复存在。①不利于记忆甚至易产生排序错误。几十代好记，但到了几百几千或几万代，只要记错一代数位就全盘皆错。用文字则不同，记住一个字辈，那上下数代或数十代都能迅速对接起来。再者用数字记辈份后，命名不再讲究避讳，那同名机率将成倍翻升，大家族的长幼有序即成为空谈；②会更加割裂女同胞与娘家的联系。今天的人因为知道母亲或祖母在娘家的辈份，当遇到母族人士时能轻松比对而相互以亲疏等级肯定称呼。如“那您是表舅”或“您是表哥了”，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没有辈份，谁记得祖母、母亲在娘家是第N代，故而近亲也没法打招呼，对有些在外发展好点的甚至会被误责为在“耍大牌”；③削弱了文化力。字辈诗是祖先中有大学问的“文豪”汇编的，体现了祖先们的直接经验与对后辈的希望，一首好的字辈诗既可避免走弯路，还可以高起点地引领后人。现在没了，一组等差数列枯燥无味，更有甚的是在邻姓中的整体形象遭削弱。邻姓间是相互谈论字辈的，如双厚的邻姓就经常夸赞——“你们聂族到底是大家族，这辈份诗大气得很”；④以数字替代字辈可能潜伏“去中国化”的民族危害。聂族全球联网，这去了字辈要么遭邻姓指责是“不伦不类”，要么会被邻姓仿效。如果仿效的话，整个汉族没有了字辈，那那些因为时间关系没看或者不懂谱的人，与外国人岂不就越来越没有区别？相反，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主导全球的民族融合，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帮助国内55个少数民族和全球各民族了解家族“班行字辈诗”的魅力，让他们喜爱并沿用汉姓、汉家族、汉辈份......
二、双厚聂族的班行字辈释义
1、班行字辈诗内容：肇祥；汉安荣时大，祖庆朝杞良（原为三字句，由江西太和带入，以下为双厚自编）；原永文世通，必显志均公；泰元思汝道，天宝福如东；廷献鸿猷焕，一心喜效忠；芳名光典策，弈叶定昌隆（待续）......
2、背景剖析。双厚始祖聂祥发及夫人李氏，均为江西吉安太和县早禾冲人，父名聂肇辟，于北宋淳化四年即公元993年正月迁来湖南省衡阳县西乡金兰寺镇石坳泉溪村双厚町。从江西带入的前12代字辈看，如果每三字断句，则体现不出意义和目的，所以应该考虑是五言句。因家族字辈通常用8句律诗而非4句绝句，所以应从律诗角度考虑老班行的构成。这就有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良”字收尾，则全诗在“肇”辈以上还有28代，那么按照30年1代的生育周期估算，这成诗时间应该是公元100年左右，而这正是东汉刚刚建立的百废待兴时间段，朝野上下都有希望“开辟祥和未来”与祈祷“汉朝安定”之意，但是，中国家族修谱立字辈的历史应该是在唐宋年间盛行的。所以，双厚老班行应该在“肇”前面只有一句诗，即到“肇”为第8代，而“良”之后则还有4句20个字。那么，仍按30年1代的生育节律推算，则成诗时间是公元750年后期，“良”辈后面因双厚启用新班行也就未再沿用了。对照历史，公元750年后，一个兴旺的大唐朝正呈现加速衰败之势，更经历了“五代十国”的70多年动荡。所以，全诗就有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和企盼。双厚自编的新班行是40代，这一成诗时间是元朝末年，全诗在指导思想上继承了旧班行的高度和气派，背景不同的是，立旧班行时，聂族祖先是平民的视野，也就是说还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所以全诗有点理想化，带浪漫主义色彩，但新班行不同，双厚聂族这时是满门尚武，并出了两代元帅，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但又突出一个“忠”字，而防范发生篡权夺位之变。
3、释义。双厚的旧班行共12个字，其中，“肇”是开启的意思，“杞”是与“楠木”同等珍贵的高品质木材。如此，其意义和目的是很鲜明的，即“期望能开启一个祥和的新社会（或者新国家），我们聂族子孙要围绕让汉家天下长期和谐、安定、繁荣大显身手，须知，光宗耀祖最值得庆贺的是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新班行也有二字具铨释意义，即“永”与“贤”、“必”与“达”为同辈互用，全诗的大致意思是：“双厚子孙要成为最贤能的栋梁之才，必须从源头从根本上世代重视和精通文学，他年地位发达显赫时要把公平公正列为志向和制度；你执政保一方安泰的基本要点是经常性地思考你自己的执政方法是否得道，只有天子和天下百姓视你为珍宝之才，你才会福如东海；只有向朝廷呈献鸿大治国道法或谋略的大臣，才能永葆光明焕发，这个治国方略再好再有条件也要一心一意地乐于效忠朝廷和君王；这样去实践就能保证自己的芳名光耀地记载在史册上，并且世界时势的竞争即使象下棋博弈一般的激烈，我们这一族的万世子孙也必定会昌盛兴隆......”
三、双厚聂族人才辈出并非偶然
双厚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大家族，1993年八修族谱时统计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是6000多人，今又历22年且正值大学“扩大招生”的时间段，因此，高校毕业的总数当不下万众。再回顾双厚的1022年发展史，也是代有达人，北宋时的第5代祖聂时教（字寇卿，又名宗卿，号士则）为大学士，他妻子梁氏受封“金花诰命夫人”；第11代祖聂原洪（字荣安）及子聂永恭（字良仲），相继为元朝时期的大元帅，据考证，二公曾与朱元璋不睦，朱登帝位后即发生了九族内的身为中高级军官的兄弟子侄“全族大逃亡”。他们大多家境十分富有；明朝中后期，则出了聂必达、聂必武及聂久等武官，其中聂久为衡阳卫的将军；民国时仅福字辈就出了黄浦军校毕业的将军3位，另有聂福沛（字砚铭）与白崇禧在保定军校同窗6年（白为他所撰传记还坦言“自愧才华文章均不如公”），他后在武汉时与林彪相识相知，深受林彪敬爱。据说，林彪于1949年8月由衡阳往邵阳方向追击白崇禧部，便在聂福沛故居“竹雅冲”上演了惊险感人的一幕。先期到达的白崇禧知老同学已故特设香案祭拜，但不一会便匆匆撤离，林彪随后赶到，香火仍燃，在看到福沛公遗像后，林彪即令停止追击而接着上香祭拜。解放后，老一辈曾传说，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福沛公与二人的深厚感情，那白崇禧很可能在双厚地界即遭林帅生擒，也正是有此喘息机会，林彪不数日即在双厚西部60里位置的双峰县青树坪遭白伏击，损兵800余众；新中国后的双厚聂族更是群贤并起。今工程院士聂建国、商务部副司长聂林海、外交部副司长聂泉、总参大校聂朝霞、株洲党校校长聂方红、广东电子厅厅长聂大为、广东天河人大主任聂子瑜、衡阳师院副院长聂东明等厅级以上领导或专家，都在双厚有过追梦童年。其他厅以下的各级领导及专家、大型国企法人、大型民营企业家更不计其数。
双厚聂族方圆30多里“群山环抱，蒸水绕行”，来访过的同胞都夸“风水特好”。然而这人才辈出不是偶然现象，更非风水使然。三思，真正的幕后推手是根植于乡人骨髓里的“崇尚做高官”的文化。
是的，双厚的字辈体现的就是一种立志做官、做高官、做清官、做要凭思想谋略影响君王的封疆大吏等“长辈嘱托”，在今天，这个“官”不仅仅指的市长、省长，它包括了广阔行业的领导者或者领袖。中国在很多地方都有大家族，但为什么没有人才辈出？从他们的辈份诗便可看出他们全族的习惯与追求，如“官清民自安”、“寻宗念先祖”等等，它企盼的是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生活与家庭团聚的骨肉亲情。双厚这做“官”的文化，不仅仅以字辈来体现，每一屋场的正厅祖宗堂还挂有对联来警示后人，如常用的有“守祖宗一脉真传曰勤曰俭；教子孙两条正道惟耕惟读”，有了勤俭就能够生存而不会饿死，潜心耕读就能够发展，即要么安份守职过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要么当官。
双厚对子孙做官，不是简单地口头提要求了事，而是注重建立培养和激励机制。民国前的聂族有公田，所收租谷就用来培养子弟读书，如衡阳师范学院教授聂守忠先生就曾亲口同我说过，新生代只要会读书就绝对“不差钱”，他幼时因家贫从小学到读完大学就“完全靠的家族公款”。所谓激励机制，那就是对做了官的全族引以为荣，人们的日常行为也十分地“尊官”，以至今天到双厚，您身为什么央企副总裁也不一定会给人太多惊讶，但您如果是个科长那中餐入席时的上宾席肯定留给您。双厚在激励文化方面不象江浙一带，凡考选进士家族要立牌坊表彰，如双厚的北宋大学士聂时教公之墓就是一块很普通的不足半米高的石碑。原来我还以为老辈没文化，不会“炒作”，现在看来这是最有文化的主动，是低调，也可能有免遭政敌摧毁的考虑，但更多的应是鼓励后人做勤政为民的不敛财的清廉之官。
一个大家族十分重视教育，而且目的很明确即“做官”，子孙后世能不勇破“万卷”？所以，双厚子弟都崇尚读书也特别会读书，今天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高校的录取率更是年年攀升，不仅全国知名的高校每年都要高中多名，而且留学欧美的也年年都有喜讯，真正的是“穷山沟屡屡飞出金凤凰”。双厚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很早就打破了“女子无才”的封建思想，鼓励男女平等受教育，以至女同胞也都巾帼不让须眉。今天作为双厚邻居的大家族五家邹、常族，他们的始祖母都来自双厚的知书达礼女性，以母仪乡里的品格孕育了群英荟萃。此外有代表性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聂邹氏，她于丈夫迁蜀50年不归时写下的五言诗（网上能搜索到的《我用一生来等你》），其文采催人泪下；民国时有身为蔡锷部护国军司令夫人的福字辈聂袭，被誉为“咏絮才女”；今湖南省信用联社监事长聂群娣，更是全国知名的金融专家；70后的聂建辉，则是湖南省的组织人事专家。我们深信，随着双厚大家族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随着更多离退休人员回双厚建房定居，双厚将会真正成为更多国家栋梁之材乃至影响世界的行业巨头的“领袖摇篮”，最终为发展“大金兰”、衡阳、全国聂族直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正能量。
四、双厚聂族文化应是“船山文化”、“湖湘文化”的母体
湖南专家学者近年潜心研究和提炼了“湖湘文化”，其中湖南人崇尚做官、勤于思考、特别能吃苦等都是公认的本质特征。更有专家认为，“湖湘文化”是由宋朝周敦逸理学思想与“船山文化”的有机结合与升华而成。今天研究双厚聂族的辈份，才突然意识到“船山文化”和“湖湘文化”的母体原来都是“双厚文化”。
周敦逸公因著有《爱莲说》而知名，虽与双厚聂族在宋朝时的联系情况不得而知，但一个事实是，双厚聂族成族300年后他在出生，另外他的直系后裔1万余人现就与双厚为邻，本人的母亲就是“佐”字辈。再来看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王船山夫子，他与双厚聂族则有直接渊源，晚年就搬在双厚邻近的曲兰居住（在民国前曲兰就属于金兰，因而古籍都称王夫子是“金兰人”），他的著书立说应该说是直接吸收了双厚聂族文化的精华。王夫子思想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被传播，双厚聂族后裔也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据史料显示，从清朝到民国，“船山书院”的骨干教员大多来自双厚，如聂天培、聂文彬、聂岳松、聂月陔等，都曾是饮誉一方的“大文豪”。
中国儒家文化长期以来的主体思想是“孔孟之道”，主要是教化老百姓如何修身养性和“忠君”，是地道的“做人”的学说，但到了明朝末年，央央中华被满族所灭，王夫子于是深刻反思，认为中国教育老百姓做人的“六经”应该开启新的生面，要把教化对象的重点从老百姓转向各级官员。所以，后人总结也认为“船山文化”的本质就是“做官”的学说。此后，方圆100公里内的船山故里的人就特别能做官，而且是“华人领袖”频出。如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夏明翰、胡耀邦、朱鎔基、贺国强，就连今天台湾的马英九、宋楚瑜、刘兆玄等，也都根在此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哲学思想升华的，按此理，王船山的“做官”理论也不是天生的，也应该有一个启蒙思想的影响，而这个大的气候就是双厚聂族区的文化。前面已经剖析了双厚有浓厚的“崇尚做官”氛围，因为双厚聂族又是“大金兰”区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家族，那么她的一些本质特征肯定会直接影响邻里各族群，以至使整个“大金兰”区域都“崇尚做官”，王夫子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到金兰定居，那当地的风俗习惯自然就成了他创新政治学说的理论源泉，并经过他的提炼、升华最终走出金兰，走向湖南和世界。
双厚聂族“崇尚做官”的特征成为“大金兰”的习俗并在王船山迁来时形成了大气候，此推断也是有依据的。王夫子是明末清初人士，至今也就400年时间，按照30年1代的人口繁衍速度也就13代人，再来看看辈份诗成诗于明朝中页的今天双厚各邻姓，无不在13代前就从“国”的高度来期望后人“做官”了。如邹姓突出“忠”、“学”，诗为“......庭和本首忠,学高家声振......”；常姓是“......禄英台必荣,国泰启家运......”；周姓“......定国安邦策，希贤显佐良.......”；黄姓是“......兆孟智志天，原必仲大贤......”；傅姓是“......兴邦名仕佐，才高禄必厚......”......
综上所述，我们要十分重视大家族的“班行字辈”文化，不仅不能废止班行，相反更应该强化学习和研究，并进一步编制出有高度、有文采而又催人奋进的新班行，使通俗易懂、简明易记的班行诗成为后世子孙立志、修身的座右铭，进而为共圆富强繁荣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