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廉明 浩气凛然(二)

 

聂豹从小颖敏不群。老师见了都称他为奇才。他家的家景每况愈下，连缴交先生的学费都非常困难，每学期交学费，父母都要忍痛把买米买油的钱挪用。聂豹知道后经常叹息说：“我不孝，我怎么报得了父母过分劳苦的恩情”，语毕泣下。一时同学见之，多所感动，有的解囊相助。

聂豹素喜崇尚节义，褒奖纪念先辈。鉴于欧阳修已迁安微颖州数百年，祖墓荒芜，后裔失散。在巡按江南期间，便绕道前往颖州。他到处寻找欧阳修后裔，终于觅得欧阳修三子辈的后裔十六世孙云。聂豹请人画了欧阳修遗像（现保存的欧阳修画像），要云奉欧阳修遗像同他一起驰归故里永丰。并与永丰知县商量，由县人捐资，为云买田娶妻。还筹措银两修建永丰县城的欧阳修专祠和沙溪的文忠公祠堂，在沙溪修建欧阳修父母的坟墓，雇专人守墓奉祀。

状元及第罗一峰（罗伦）以忠节著称，但是却没有被朝廷赠谥。聂豹上疏请求朝廷给以封赠，又亲自拜见罗一峰。罗一峰逝世后终于被赠宫论德，并赠谥号为文毅。状元学士曾棨逝世后其遗体被仇人骗迁葬于新干县，这些人还引诱曾棨的子孙藏起骨骸，想灭迹。此案虽上诉，但是被经办官员久拖得不到判决。曾棨家人找到聂豹，他毫不犹豫，到处奔波，终没有效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当时的首辅徐阶帮忙，经不懈努力终于讼决。讼决后他还帮助曾棨子孙将骨骸复葬永丰旧坟。佥事高安，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死后没有钱安葬，尸体暴露在野有近五十年。聂豹请人将他的遗骨浅埋在祖茔，以待改葬，还为其立碑以便后人寻找。巡按福建时，当地有一个叫郑三娘死於贞节，他亲自前往祭奠，受到闽人的赞颂。嘉靖四十年(公元1560年)，聂豹扩大永丰县城址规模，城门增至八座，东曰泰安门、西曰兴贤门、南曰承恩门、北曰永定门、小东门曰涌清门、小北门曰广帘门、小西小南门无名。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首辅夏言偏听谤言，将聂豹逮入锦衣狱。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之久，冤情之苦难以言表。同年，夏言也因案入狱。聂豹与他在狱中相见，夏言以为聂豹一定会报复他。但是聂豹却对他没有任何怨恨表示，也不幸灾乐祸，而是和他谈论性命真机。夏言非常感动，对聂豹的德行十分敬佩。他逢人便说：“吾愧见聂双江” 。聂豹归故里后，夏言专程到永丰拜访，并为聂豹作赋：“六一桥边，白鹿冈前，草堂中与味悠然，风和沂水月满。……”。

聂豹忠孝慈仁，敬贤爱士。他言传身教，经常以朴实的语言谆谆教诲宗亲和后人。在为永丰聂家作聂氏二修族谱旧后序时写道：“亦惟以忠厚农桑为重”。在《五巚公墓志铭》曰：“予家世以忠厚诗礼相传。”在嘉靖戊午岁（1558）季秋为江西吉水罗洪先家秀川罗氏族谱序曰：夫强盛、贵富、孤弱、贱贫者，势也，势不能以皆同；而悲、喜、幸、惧（高兴、畏惧）之情无有乎弗（不）同。长幼、卑尊、上下、前后者，世也，世不能以皆同；而孝敬慈爱之心无有乎弗同。惟其无有乎弗同也，而后天下之父兄皆吾之父兄；天下之子弟皆吾之子弟；天下之强弱、贱贵，而有不孝敬、慈爱、悲喜、幸惧者乎！”在《寄十一侄》曰：“文禽羽毛矜，志仕名节顾。”在《送方大行还京》曰：“高义驱今古，清风勳海生”。在《秋意二首》曰：“白璧终然在，黄金价亦轻。” 在《用韵简谢》曰：“竊禄为身累，虚名豈福缘？” 在《寄徐少湖大史》曰：“少壮莫教磋老大，格天勲业及时图。” 在《柬谢少湖学士》曰：“死生一鸟过，道义百年心。” 在《草堂》曰：“养静自能澄外慕，希名安得谓真廉。” 在《宿五台驿次韵》曰：“忘机江上惭鸥鹭，俯首人间应马牛。”在《观书有感绝句六首》曰：“知亲知爱看孩提。” 在《手扭铭》曰：“形可丑，志不可疚。” 在《脚镣铭》曰：“身可僇，志不可辱。” 

他与夫人宋氏慈幼之性，得诸天者尤厚，侄子聂静生母身体不好，他与夫人将聂静带到身边，于襁褓喣养。长而成之，心力备至。宋夫人常说：“但欠十月之怀耳。”故认聂静为从子。聂静重所养，叫宋氏为“母”，叫自己的母亲张氏为“伯母”。

聂豹特别注重制定乡约。在嘉靖十五年（1536）参与制订了《永丰乡约》，为《永新乡约》写了后序。在《永丰乡约后序》中，他指出赏罚在于法，是非在于心，所以明白人心是善恶是非的源头，在实践中以善心行事，则民间程序良好，否则社会必不安定。他还注重地方宗族建设，倡导修谱碟。与从子聂静一道续编了《永丰聂氏族谱》。为东坊邹氏、水南程氏、恩江张氏、城南陈氏、社州肖氏、上濠汤氏、珠溪王氏、梅溪戴氏、秀川罗氏等族谱撰写了序。为乐安流坑董氏撰写了《董氏重修祠堂记》、为禄江李氏撰写了《李氏祠堂记》等等。



聂豹不但精于吏事，更为人们称颂的是他对理学的贡献。 聂豹是王阳明的重要弟子之一，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与罗念庵（罗洪先）同列为阳明后学的归寂派，在中国理学界占有重要位子。

明代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王守仁之学按照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八派。其中，江右王门学派，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壬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徐阶等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
黄宗羲文中的双江指的是聂豹，聂豹等人代表的江右王学被黄宗羲视为得王守仁真传之派。近代学者将王守仁弟子们的分化视为研究的重点。近代学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把王畿和王艮称为“王门左派”（意指激进），聂豹和罗洪先为“王门右派”（
意指保守），邹守益和钱德洪为中派。近代学者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将王门后学分为两派，聂豹为其中的 “工夫以悟本体派”。近代学者牟宗三则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派、江右派、泰州派三派，其中江右派又分为邹守益和聂豹两派。近代学者钱明将王门分为“现成”与“工夫”两派，聂豹为“工夫”派。近代学者陈来把王门分为四派，其中聂豹为主静派。日本冈田武彦所分大体同嵇文甫，但是三派名称分别为现成派、修正派、和归寂派，其中聂豹为归寂派。无论是明朝王畿和黄宗羲，还是近当代学者对王守仁弟子们分化的研究和王学分派的划分，聂豹都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在王学中占有重要一席。罗洪先是最坚定支持他的理论者，邹守益是同意他的理论者。他们所代表的江右王学被现代王学研究者认定为王学的正宗代表。

聂豹为王阳明弟子。王阳明曾两次亲自面授。王阳明《年谱》在后文提到：“豹初见称晚生，后六年出守苏州……”， 嘉靖五年（1526年）聂豹巡按应天府时特前往越谒拜王阳明, 称晚生。王阳明很高兴，他在写给欧阳德的信中称聂豹“开口便能相信”良知之说，并称赞聂豹资质异于常人。同年夏天巡按福建时，聂豹渡钱塘江又拜见王阳明。两次问学于阳明，两人都一见如故，聊至深夜，依依不舍。以后都是以书信来往，与王阳明请教研讨良知之学。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王守仁病逝，消息传至福建，聂豹悲痛万分，设牌位祭奠，行弟子礼，并作诗《哭阳明先生两首》。王阳明仙世后，聂豹决定拜于王阳明门下，为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仙世四年，聂豹对王守仁门下的著名弟子，被称为王门弟子中的“教授师”，可以代王阳明教授弟子的钱德洪、王畿说：‘我学诚得诸先生，尚冀再见称贽，今不及矣。兹以二君为证，具香案拜先生。’遂称门人。”意思是，我的学问得之于王阳明先生，本来想再见王阳明后拜其为师，今天没有办法见先生了，只有在你们的见证下，摆香炉正式行拜师之礼，拜王阳明为师，为其门下。从此聂豹被正式列为王阳明弟子，成为了王阳明重要弟子。《明儒学案》除将此事记载，还特别加了一句“刻两书于石以识之”。

王阳明心学在吉安的传播主要依靠他的弟子们，特别是将王学推至鼎盛的四大名徒——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他们言传身教德化乡里，使吉安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之邦，成为全国推广王守仁思想的中心，这也就是庐陵文化底蕴的厚重所在。

 聂豹早年学易，后问学于王阳明，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自丁亥以来，致书阳明，论致知功夫。他认为知与行，行更重要。徐阶在家乡华亭遇到聂豹，在聂豹的引导下，他拜在王学门下。临别时，聂豹送给他四个字，就是“知行合一”。
徐阶为之终生受益。徐阶也因此成了王门忠实拥护者。

聂豹从致良知下手，他认为诚与不诚，有爱心没有爱心，孝不孝，必须养性，养心。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还写道：“德性者，良知也；道问学着，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问学者，必非学……”。

聂豹在翠微山养病几个月，后又身陷朝廷锦衣狱，这些为他的“归寂”提供了实践基础。聂豹以自己的为官亲身经历，把王阳明之学，融合《易》与儒家经典，加以发明而糅合己说。在领悟王守仁之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静修体悟，以良知本寂为核心概念，未发之中诠释良知的内涵。以主静修养和戒慎戒惧作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

他认为良知本寂，虚寂是心之体，良知本然状态是寂而不动的，当良知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影响之后，就会产生知觉。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本源，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主宰，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状态，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他认为，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未发之中人们的现实情感是善恶相混。如果一个人的感官追逐物欲，则情感不得其正，行为就会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发之中，则行为就是合乎道德。他主张主静修养。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主张致虚守静的工夫论。他在道德修养方法中，除致虚守静外，还主张戒慎戒惧。虚寂之体虽然是不睹不闻者，但同时也的能知能觉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离，需要戒慎戒惧存养虚寂之体。戒慎戒惧不是脱离虚寂之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修养，而是存养良知的方法。良知为体，知觉为用，通过功夫修养后本所呈现的自然而然，无私心遮蔽。

在身心践履方面，他主张知行合一，认为两者在良知的统摄下，互相包含，互相融合，知不离行，行不离知。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知其发也”才能体现在它的价值。

聂豹感悟出本体虚寂道理时，罗洪先从不认同，到感到倏然心惊，与自己不谋而合，到最后，坚定地和聂豹站在一起。他认为:““双江公真是霹雳手段，千百年事，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真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 刘文敏晚年也说：“双江之言是也"，并有临终遗言与门人。

聂豹和王阳明都是明代思想史上的改革者，所不同的是，王阳明改革的是朱学，而聂豹改革的则主要是王学。聂豹深识以“知觉" 为良知之弊，反对“现在良知"，认为必须就本体处着工夫，才能够避免逐物义袭之病痛。聂豹的“归寂”学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王阳明之学发展出了以主静为特色的思想体系。现代学者对此评论道：“给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王学因去除弊痛而加固，扩大了王学的影响；……推动了王学的发展与创新。” 聂豹的理论应该是既继承了王阳明之学，又发展了王阳明之学。

黄宗羲对此也有过精到的评价：“(王畿)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传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在黄宗羲的心目中聂豹与罗洪先的“归寂”一脉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为了传播王学，聂豹每到一地，都要亲自讲学，弟子遍布吉安、姑苏、八闽、三晋。当时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聂豹先后与王学主要人物：季彭生、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陈九川、黄弘纲、钱德洪、王君畿、唐顺之、郭应奎、李罗山、曾前川、陈两湖、胡仰斋、王龙溪等学者论学辩究。永丰老乡宋仪望自称跟从聂豹三十年，从没有间断过聆听聂豹的讲学。聂豹的弟子郭汝霖非常追捧聂豹，在出使琉球之前，还专程登门拜访了聂豹，并将聂豹的《致知议略》刋刻发行。就连反对他学说的王龙溪(王畿 )，嘉靖四十四年再次来永丰，展拜双江墓。
明朝任内阁首辅10年的张居正当朝时大力整饬学政，严禁聚徒讲学，诏毁天下书院，规定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不许别标门户。张居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耍嘴皮子，搞虚无的心性的人，尤其对泰州后学中有明显异端思想倾向的何心隐反感，曾通缉何心隐，并致他惨死。但是张居正却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对聂豹、罗洪先一派最感兴趣。在他的《张太岳集》卷三五《启聂双江司马》）里，除了强调心学的自信自悟外，更对归寂以致虚、致虚以通感的心学思路有着深切体悟。不过，张居正接受心学思想影响，并非是为了追求个体愉悦，而是为解决人生进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聂豹是王学的忠实传播和推行者，全国著名的王学讲会聂豹都是以重要成员参加，几乎都有王学讲会聂豹都到场进行讲学。永丰三都的云邱书院，是聂豹讲学之所，聂豹经常讲学于其中。聂豹任福建巡抚期间，建立了养正院，用王学教育学子。以期从实践层面推广王守仁的学术思想。还在福建刊刻了《传习学》、《大学古本》、《二业合一论》、《道一编》等著作，扩大王学在福建的影响。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吉安府士人举行了第一次青原讲会。当时聂豹的父亲刚去世，重孝之身不能参加，但是他作为重要成员提供了讲会内容。据邹守益的《青原的嘉会语》记载，讲会讨论了六个问题，聂豹的“忘与助者，其意为何”被列入其中一个问题。次年（1534年），青原讲会召开第二次讲会。这次讲会与会者多达二百余人。成为了吉安府九县士人参加的大型讲会。在家丁忧（守丧）的聂豹参加了讲会，并在《永宁重修儒学记》中记述了这次讲会的经过。邹守益在《录青原再晤》中记录了这次讲会热议的四个问题，聂豹占了两个问题，即分辨儒学与佛老区别和提倡“主静无欲” 的道德修养方法问题。

明嘉靖十五年（1536），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共建安福复古书院，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经常讲学于复古书院，探讨王学宗旨。复古书院创建时，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邀请聂豹题名作记。聂豹作《复古书院记》称：“阳明先生悼俗学之涂炭生民也，毅然倡道东南，而以良知为家”。“有志之士闻风而兴者江西为盛，江西盛者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书院之建惟安福有三。题曰复古者期有事于古人之学，而学焉者也” 。聂豹称，书院题名“复古”，其意在于以古人问学精神为榜样，追求良知之学的真谛。在复古书院，聂豹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进行了寂感之意辩论。特别是聂豹同王幾进行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影响深远。罗洪先评价聂豹辩论发言，说《致知议略》可以与论语相媲美。

明朝嘉靖年间，吉安知府何其高重修白鹭洲书院。书院建成后，何其成又集吉安九县学者举办讲会，史称白鹭洲九邑讲会。又邀请庐陵文化名人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等人撰文纪念。受知府何其高之托，聂豹作《道心堂记》。“道心”一词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椎精唯一，允执阙中”。聂豹在白鹭洲书院积极推行“道心”，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尔后，聂豹积极参加白鹭洲书院的各次讲会，推动他的这一学说，

嘉靖十七年（1538年）正是王学遭禁之时，聂豹等人在庐陵县祭祀王守仁，继续讲学。

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聂豹从山西平阳归江西故里，聂豹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等人举办了青原九邑大会，当时江西王学的代表人物齐聚吉安，吉安府九县青年学子纷纷参加，故亦称就九邑大会，是整个江西地区推广王学的主要讲会之一。

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十三，聂豹六十大寿，吉安府各界名流聚会于青原。王学学者为给聂豹祝寿而举办了青原大会，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也参加了此会。在青原大会上，邹守益作《双江聂子寿言》，高度评价了聂豹的政治和思想成就。邹守益等吉安府士人不仅为聂豹大张旗鼓地祝寿，而且在“寿言”中将聂豹的政绩和归寂说并称为其一生的两大成就，可见对他是极为支持的。罗洪先自称与双江的思想达到了一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聂豹获释后归吉安故里。同年秋与邹守益等人在龙虎山的冲玄观举办了冲玄大会（亦称冲元大会），积极宣传王学。聂豹组织了冲玄大会，这次讲会是明朝王学学者举办的诸多讲会中最具影响力的讲会之一。讲会使得聂豹的归寂说与其批判的对象王畿的良知现成说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而且这次讲会的资料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使得我们可以一窥王学讲会的内容和过程。此次讲会不同于区域性的讲会，是集合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王门同志，如王畿、钱德洪、皆浙江、江苏、徽州、宣城等地的学者，还有王臣、陈九川、洪垣等人共襄盛举，是跨区域性的盛会。

   嘉靖三十二年会试，徐阶联合在京的深居高位的聂豹、欧阳德、程文德趁会试天下学子齐聚北京之际，利用朝庭的力量推广王学，讲会于北京道观灵济宫，聂豹、欧阳德等人分别主持了灵济宫讲会。来自不同阶层听讲者多达千人，时间长达两个月。这次讲会的组织者多是当朝官员。讲会还通知与会者次年参加永丰的讲会。罗汝芳有一份著名的《柬合省同志》，文中明确通知“缙绅 士夫及高尚隐逸”于次年二月赴江西永丰参加会讲，上述讲会的参加者远远超出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已经大大扩大到社会各界人士。据《明史》记载，赴会者多达五千余人，盛极一时。

虽然王守仁的弟子们有不少为朝中重臣，但是在军事上有所建功的唯有聂豹。可以说，聂豹一生的军工有助于后人重新评价阳明王学的社会价值，聂豹还继承和发杨了讲学化民，他的讲学，到会者有社会各层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实践了王学的经世致用。

《聂贞襄公本传》曰：“聂豹身长玉立，操履峻洁，而风采凝拨，如孤风屹峙，超特不群，望之令人叹服。而神思静逸，有飘然巌壑，高举物外之气。”当他因诬陷被逮时，从容出见差使，换上囚服。慷慨上路时，屋内大声悲号，他好像没有听到。门生父老相送，无不潸然流泪，聂豹却神色不动，只是拱手作别。邹守益、罗洪先送至江边，聂豹如同平日一样，与他们论学不辍。人们大为敬服，认为他的言行与他的“未发之说”深相符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忠实执行者。聂豹的举止打动了许多人，前来送行和看热闹的人都称赞不已，认为聂豹实学实行，绝不是那种只流于言说之徒，以至于前来抓捕聂豹的锦衣卫百户戴经敬佩不已，从此都是行弟子之礼。



 

聂豹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在朝时敢于弹劾贪官污吏和不作为者，得罪人比较多，在明清时期，乃至现在还有人在攻击他，这是正常的。 对于毁之者或失其真，当代学者纷纷打抱不平，阐述道：《明史》对聂豹的评价与《明实录》“嘉靖三十四年二月”条的说法如出一辙，但如果我们详加考证，可以发现这一评价有合乎史实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史》对聂豹的记载用字不多，虽然对聂豹是褒多贬少，但还是在很多地方与历史史实不相符，尤其是执笔人用词不当，短短的文字竟有几处用“惧怕”二字，有浓厚的偏见。很有可能具体执笔人是被聂豹弹劾官员的后裔。编撰史书用这么多形容词在中国是少有的，明显不符合修史的规定。刚刚相反，与《明史》不同的史书《明儒学案》和《四库全书》，却对聂豹持肯定态度。

第一，明史对“大学士嵩与豹乡里，……故豹甚为帝所倚”说法欠妥。嵩与豹是乡里这是事实，他们都是江西人。聂豹参加正德十二年（1517）的会试时，主考官是年仅38岁的政坛新秀严嵩，聂豹会试登进士第，按照明朝科举惯例，生员一登科第，则称主考官为座师，生员为主考官之门生，所以说严嵩与聂豹为师生关系。当年同聂豹一起登科第的还有后来的首辅江西人夏言。由于聂豹的学生徐阶，以及徐阶的学生杨继盛是坚定的反严嵩者，严嵩不可能对聂豹好。
从所谓“平阳贪污案”被几次折腾就可以看出，严嵩从来没有出来说过话。聂豹在蒙难时曾经给严嵩写了一信，信上出客套话外，主要是说明自己是被冤枉，“如情当其罪，韲粉何辞？” “古称冤狱，如豹所坐”，希望严嵩明察，统惟黔亮。但是此信发出后没有一点结果。还有同乡夏言，更没有同乡情，他是不问青红皂白亲自折腾。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死党赵文华等人上奏，聂豹提出异议，严嵩、赵文华等一些人根据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势攻击。从以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朝廷，根本没有乡里之情，只有自己的势力圈子和权力之争。严嵩不但没有念聂豹是乡里和学生而帮聂豹说话，反而是导致聂豹被罢官的主要推手。

第二，明史对“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的说法有悖事实。把聂豹为帝所倚，擢升全靠严嵩和徐阶，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朝廷，举荐聂豹有很多人。在华亭时，当时朝廷官员看到聂豹的政绩卓群，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朝廷是按例赠封亲属。嘉靖十九年（1540年）给事中游震得上疏荐聂豹复职，未果。嘉靖二十年（1541年）三月，给事中游震得再次上疏推荐聂豹起复，任浙江嘉兴知府，聂豹未按照御史奏请任嘉兴知府，而改任屡受蒙古军队侵犯的山西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知府。这些职务严嵩和徐阶并没有举荐。

战功和才华是聂豹擢升的重要因素。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北方的俺答率蒙古军袭扰山西，所过之处，明军或逃遁，或避战，蒙古军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当时著名将领翁万达镇守的大同亦避而不战，整个山西唯有聂豹驻守的平阳府力拒蒙古军入侵，正是聂豹此时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得皇上欣赏。所以嘉靖二十九年，徐阶推荐聂豹巡抚顺天时，顺利得到世宗的批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巡按御史上疏举荐聂豹，吏部决定重新启用聂豹，虽然遭当时的首辅夏言反对未果，但是也不是严嵩和徐阶举荐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朝廷缺兵部尚书，时任兵部右侍郎聂豹自己谦虚，举荐翁万达为兵部尚书，世宗采纳了聂豹的举荐，启用当时的著名将领翁万达为兵部尚书。但翁万达还没有到任，就在福建上杭病逝了。翁万达死后，时任兵部右侍郎的聂豹在当时朝廷上论战功， 论职务都是兵部尚书首选人，他升任兵部尚书是顺理成章之事。聂豹在《亡妾王氏桃姐圹记》里回顾记叙道：“嘉靖庚戊虜拥众四十万逼都城，皇上忆予保障平阳之功，乃起为佥都御史，整飭苏州边偹，兼巡抚顺天等府。圣谕内阁云：‘豹才可大用，何又出之外补？’遂升兵部侍郎。……明年癸丑春，所司以兵书员缺上闻，圣谕内阁云：‘不必别推，以豹代之’。是秋虜酋悉徵其部落，蓦突紫荆关。我兵大捷，斩首千数级，蒙恩晋秩太子少保，荫子为锦衣千户。……又明年甲寅，予复以古北却虜之功，晋太子太保。”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豹每次擢升都是靠战功。

第三，明史叙述，“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 “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画，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将当时不能应对南北战乱的原因归于聂豹无能，是有失公允的。

明朝嘉靖年间之所以北方蒙古人连年南侵，东南沿海倭寇袭扰不绝，关键在于明世宗对外政策的失误。嘉靖初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南的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明朝互市贸易，但世宗一改过去历朝友好贸易往来的做法，实行绝贡政策，严令禁止南北贸易，由此导致了南北战事连年不断，这是朝廷的错，不是聂豹的过。在具体的实施应对南北之敌的举措中，聂豹自始至终忠实执行世宗的旨意，这也不是聂豹的过。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东南沿海虽然禁止贸易，却有不少官方和民间的人暗中与日本商人来往密切，而聂豹上奏，朝廷一味姑息，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聂豹有力使不上。直到东南沿海局势紧张后，世宗才一改过去态度，突然反过来要求聂豹一夜消灭倭患，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件难事。在具体战术上，聂豹与世宗也不同，世宗是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主张速战速决，一夜之间缓和明朝面临的困境。而聂豹则主张战略上坚决，战术上御敌以缓，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反对打无准备之仗。聂豹认为：“兵家要妙还需静，不在阗然一鼓时。”他提出修建关隘，训练士卒，严格里甲制，在准备充分后再与敌军决战。在对待张经和赵文华之争上，聂豹与世宗也有类似的对立。世宗反对张经御敌以缓的方针，甚至张经取得胜利后亦不免被斩首。而聂豹则赞同张经的主张，由此招来世宗的不满，罢官在所难免。总之，导致聂豹罢官的原因并非其无能，而是不能满足世宗不切合实际的从速解决南北之患的愿望。有现代学者对此事评述道：“事实证明，在评定东南倭患的过程中，聂豹料敌从严，用兵宜缓的方针是可行的。按照聂豹这一方针，张经取得了“王江泾大捷”，但是世宗妄图尽快平定各地战乱，所以聂豹罢官，张经被杀。赵文华按照世宗的意图轻率举兵，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且劳民伤财。聂豹罢官后，世宗任用戚继光主持东南军务。事实上，戚继光在平定倭患的过程中，也是按照聂豹御敌从严，用兵宜缓的方针，在作好充分准备后，方起兵灭倭。”由此可见，不是聂豹没有应变能力，而是他的战略战术得不到充分实施。有人假设当时世宗如果相信聂豹，让他充分施展才华，中国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嘉靖二十六年吉安府各界名流聚会青原为当时正蒙难的聂豹祝寿，针对朝廷有人对聂豹的毁誉，各界名流极为愤慨，邹守益在其《双江聂子寿言》指出，聂豹在政治成就上，任华亭知县时，以裁处繁杂的政务闻名当时，任福建巡抚立志安定八闽，任苏州知府期间，以礼治教化士民，任平阳知府，扑灭蒙古烈焰，保障京畿安全，堪称国家的长城，得到了各级官吏的举荐。不少现代学者对聂豹评论说道：“事实上，毁誉相间是人世间的常态，就如同喜鹊和乌鸦之声并存一样，关键是要以淡定的心态面对毁誉之声，不要闻喜鹊之声而喜，闻乌鸦之声则悲。”

第四，《明史》在写王遴时，把杨继盛被杀归咎于是聂豹把杨继盛告发严嵩及其孙效忠冒功事的严嵩和严世蕃的密信交上去了；还认为是尚书聂豹惧怕严嵩父子，杨继盛才被判了死罪，他们认为假如聂豹不把密信交上，杨继盛就不会处死。这段描写褒王遴贬聂豹，既制造了千古奇冤，也证明执笔人幼稚。

实际情况是，杨继盛弹劾严嵩，徐阶、聂豹都相劝杨继盛注意策略，伺机而从，杨不听。杨继盛弹劾严嵩后，严嵩对杨继盛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把杨继盛处死，杨继盛已经到了非死不可的境地。即使聂豹不把严嵩和严世蕃的密信交上，杨继盛不死是不可能的。聂豹唯一可做的只有帮助杨继盛，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弹劾严嵩。说聂豹惧怕严嵩父子，完全不符合事实。聂豹在杨继盛弹劾严嵩一案的后续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聂豹为了弹劾严嵩和严世蕃，一反杨继盛的做法，决定用计谋。他经过详细调查后，将调查情况上疏世宗，并将杨继盛提到的严嵩和严世蕃的密信一同上交。粗莽的王遴不明真相极力阻止。这就是所谓“尚书聂豹惧，趣所司以世蕃稿上。遴直前争，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的真相。世宗得知聂豹呈报的真相后仍还偏袒严嵩，没有惩处幕后主犯严嵩父子，只免除了严鹄所代严效忠之职，免除了周冕的职务。聂豹所为最终虽然没有达到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全部目的，但是聂豹总算把严鹄和周冕惩处了，完成了杨继盛一部分未尽事业，杨继盛九泉得知后还是会宽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聂豹不但没有惧怕严嵩父子权势，反而是不畏权势，敢于斗争。不过与杨继盛、王遴不同的是在无畏的同时用计用谋，使严嵩他们没法狡辩。聂豹的智斗，比起杨继盛、王遴要高明许多，其行为值得大书特书。史书还把杨继盛的死归咎是徐阶没有出手相救，这也是荒缪的，从徐阶为杨继盛作《墓志铭》，将杨继盛诗的第一首的前两句和第二首的后两句合为一首，成为：“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徐阶改这首诗可以看出其良苦用心。可见聂豹和徐阶都是杨继盛一党的，目的都是要弹劾严嵩，只不过他们各采取的方法不同。《明儒学案》为此事大打不平，说是“不辩而自明”。

第五、明史上说的“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硃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怿”。这里用“豹愈惶惧”这样词语实在有违历史。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死党赵文华、硃隆禧等人上奏要巡视祭海神、增加田赋和开放市舶等事宜，世宗皇帝是大悦。朝庭官员虽然觉得不妥，都缄口不语。只有正直的聂豹能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对赵文华等佞幸的上疏。惧怕就不会反对，反对就没有惧怕。假如聂豹真的惧怕，他不可能会去据理相争，他会当即表态同意赵文华等的上疏，这样皇上一定会非常高兴，还会嘉奖聂豹，聂豹也不至于被罢官。这个写历史的人连基本常识都不懂，让人啼笑皆非。

《中国历史纪事》对这件事有专门的评论记载：“时人就此事评论说：……。国家遭受倭患，军费开支浩大，应当省事省官，减少地方负担。今反‘颠倒是非’，遣官祭告海神，劳民伤财，重扰地方。赵文华到任以后，公私财贿俱入其室，江南为之困敝。他又恃宠牵制兵权，‘颠倒功罪，以致纪律大乱，战士解体，虽征兵半天下，而贼势愈盛。此皆严嵩任用非人之罪’。”从这段历史记载来看，世宗皇帝倘若不听严嵩和赵文华等人的误国之言，而是听取聂豹的诤言，国家也不至于遭受倭患。


聂豹著作主要有《巡闽稿》、《知晋稿》、《大学臆本说》、《白沙绪言》、《平阳古今人物题名记》、《大学古本臆说》、《被逮稿》、《困辨录》、《幽居答述》、《致知议略》、《良知辨》、《质疑存稿》及《双江聂先生文集》（十四卷）等。著有的《双江文集》十四卷、《困辨录》均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并行于世。作诗词近300首。刻印王守仁的《传习录》、程敏政的《道一篇》、湛若水的《二业合一论》《大学古本》等书。



2016年2月8日第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