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一面红旗

父亲生平概略
我的父亲聂国瑞，1931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白河县。1948年6月，应征入伍为中共豫陕鄂人民武装部队12旅独立团（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郧白独立营）通讯连一名战士。父亲是一位酷爱学习，手不释卷的人，自从扎进军营，一有间隙就看书学习做笔记、写日记，不久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和宣传员，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因解放白河县城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从普通一兵提升为副排长，不久提升为书记员、军事参谋；1951年2月至1963年1月，从郧白独立营先后调到陕西省石泉县、旬阳县、白河县武装部工作；1951年4月，白河县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父亲先后担任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64年8月，从白河县武装部转业到白河县公安局担任副教导员；1970年11月，调到白河县中厂区西沟公社担任党委书记；1980年8月，调到白河县中厂区税务所担任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于1990年12月离休；1996年3月去世。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唯一财富就是一撂有毛主席头像的像章、军功章、立功证书、先进工作者奖状、优秀共产党员红本子、五一劳模红丝带，党代会、人代会代表证、口盅、毛巾和文件包、“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牌匾，补了又补的军被、军装等物。
只穿一条红裤头走进部队   
我父亲是个独子，八岁那年，爷爷和奶奶先后去世，父亲只好跟着五叔。五叔性格暴躁，家境并不宽裕，稍不顺心就打骂年幼的父亲，寄人篱下的父亲在失去双亲不久就得了天花，长时间高烧不退，而五叔不但不给医治，还逼父亲上山放羊。就这样，因未能及时治疗，父亲成了麻子脸。但父亲从未透露过他童年的心酸，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们的。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食不果腹，一个孤儿更是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能够活下来算是万幸了。
 
    1948年2月，中共豫陕鄂地委成立了人民武装部队12旅，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郧白独立团”，1948年4月改称为“白河县独立营”。时年6月，父亲应征入伍被编入独立营通讯连，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听母亲说，父亲参军时连一件像样的衣衫都没有，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走进部队。
父亲是位胸怀大志、内敛勤勉，善于钻研，刻苦耐劳的人。他一头扎进军营，间隙就看书学习、做笔记，很快从普通一兵提升为书记员，看地图是他一生的爱好，我家历次搬家，无论搬到哪里，客厅最醒目的位置就是地图。

无论到哪里，父亲都会带着两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习惯于手持放大镜在地图上查找，给人讲解。讲起战争，父亲总是如数家珍，侃侃道来并熟练准确的在地图上用红色笔标明位置所在地。父亲说：“从穿上军装那一刻起，我就再没回头路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劳苦大众。”他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还自编自演做宣传员，随部队活动于湖北省郧西县汉江沿岸、郧县陈家庄、陕西省白河县红石河、卡子街一带，直接牵制并打击国民党胡宗南驻白河部队及国民党在白河的反动武装势力，他多少次给我们兄妹讲述他在部队这些故事都是饱含深情，眼眶里有泪花滚动。  
1948年秋季，部队的行军路线是郧西到白河的一条捷径，全是山路，时而翻山越岭，时而下沟在小溪中蹚水，顺着河床走，部队政治鼓动工作很重要，士气高昂行军速度才快。到了涧池乡一带时，部队停下来在娘娘山下休息，有的同志知道父亲是白河人，要求他对一些地名的来历、传说和典故，给大家讲讲。连首长也鼓励他大胆讲，虽然他是当地人，但因隔着汉江，又分属两县，所以从未到过这里，不过对当地的一些典故还是听说过的。于是父亲指着对面的高山说：“那座山叫光山，又指着背后的山说，我们头上这座山叫娘娘山，这座山四周悬崖绝壁，上山十分困难，只有一条人行小道通往山上，山顶却有好几亩平地，还有一座庙，常年有人上山进香，四时烟火不断。”父亲讲得有声有色，战友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连首长也被他讲的故事吸引了，大家都忘记了行军的疲劳，无形中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难忘的白河战役根据上级首长的命令，父亲所在部队的任务是配合55师解放白河县城，由55师164团、165团担任主攻任务。部队采取长途奔袭，绕到敌人背后占领玉皇顶，然后突破敌人的防线，切断敌人汉白公路的后路。行军路线为从郧西县城顺天河而下，自天河口过汉江，走五峰，进花瓶沟，翻官路垭，出回水沟，到老白公路后，顺老白公路到两河口，然后由两河口进沟，经陈庄越过鄂陕交界到白河县城以南进入指定战斗位置，实施对白河县城的包围。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解放了白河县城。解放白河县城，实际打开了陕南的大门。但是，胡宗南马上派国民党少将黄照华（白河人）到旬阳县组建旬白平三县联防指挥部，黄自任总指挥兼白河县县长。经过搜罗地方武装成立了自卫团，李梦华任团长。6月9日以后，即不断到白河县境内骚扰。6月25日，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撤离白河参加襄樊战役。然而，反动地主武装自卫团和棒子队疯狂袭击该区、村公所，逮捕和屠杀基层干部和翻身农民。在短短两个月内，破坏区公所1处，村公所16处，杀害干部和群众130多人。8月8日，黄照华率其自卫团和国民党98旅一个团共3000余人，从安康、旬阳出发，分两路向白河进逼。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共白河县委、县民主政府为保存革命力量，于8月20日率领县区党政干部和部分基层骨干、翻身队员共500余人，撤离白河转移到郧西，先后在郧西、郧阳、白河等县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坚持与敌人做顽强斗争。8月21日，敌军占领白河县城，全县立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县政府和地主恶霸进行疯狂报复，大肆反攻倒算。从县到村，层层成立“清抚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以登记户口为名，搜捕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和翻身农民；以归还地主财产为名，变本加厉进行倒算。到9月底，逮捕人数达1200人。对逮捕的共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用各种酷刑进行审问、追逼，还惨无人道地进行大屠杀。从1948年8月白河被国民党占领到1949年5月25日，仅8个月时间里，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民兵达400多人，革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白河的山山水水。1949年5月，中共陕南区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决定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父亲所在部队的任务是配合19军55师，于5月23日从郧县向白河挺近，父亲和营部宣传组的5位战友，主要负责战地宣传鼓动工作，宣传组自己办战地快报，穿梭在各个连队。按首长的要求，做到每个战士都明白解放白河县城的重要性。24日下午，部队分两路向白河县城发起进攻，经过6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27军140团及地方武装1700余人，白河获得了彻底解放。
1949年7月，解放白河县城战役后，部队边学习边修整，在总结大会上，部队首长宣布父亲所在宣传组记集体三等功，父亲个人三等功，不久，父亲从书记员提拔为军事参谋。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白河城乡民众经过宣传，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纷纷投入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6日，父亲带着母亲接受部队的命令，转到白河县武装部工作，父亲先后担任白河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他亲自带领群众上街游行，积极宣传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宣传“抗美援朝”，消除“恐美”、“崇美”的思想，发动全县人民捐钱捐物，集资买飞机大炮。据统计，全县募捐35000多元（折新币），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写慰问信369封，做慰问袋1685个，做针线包8789个，袜底1200双，献旗20面。同时带领城乡人民参加世界性的“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参加签名的全县各界人士达84087人，参加示威游行的9478多人次，占总人口的45%。抗美援朝活动，在白河城乡一直持续到1953年10月。据母亲回忆：1951年至1953年期间，白河县共筹集资金14476750元（折新币35000多元）；组织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经他们夫妻亲手送去参加志愿军的有42个青年，18人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人立功为战斗英雄，有5个提了干，其中一个还当了副团长。抗美援朝的工作量很大，母亲紧紧跟随着父亲，不分日夜东奔西跑，走家串户，组织发动群众开会、办民校、夜校、读报；利用黑板报、标语口号大力宣传，带领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发动群众捐钱献物支援前线。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1954年3月以后，父亲先后在陕西省安康地区白河县、石泉县、旬阳县武装部来回调动，母亲也一起迁徙。那时，他们已有了五个孩子。

1964年12月，父亲从武装部调到白河县公安局担任副教导员，母亲则担任白河县第二居委会主任。母亲经常对我们说：“我和你父亲都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和工作，多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1968年，父亲做母亲的工作，必须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夫妻俩带着全家回到了农村老庄子整整十年。十年间，我的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正值上学时期，每天要往返几十里的山路，他们现在还说：“我们都是真正接受过艰苦锻炼的人！在闹饥荒的年代里忍饥挨饿、辍学、下放。都经历过了。”大姐回忆说：“那时，妈妈在乡里做妇女主任，很少在家；爸爸就不用说了，一天到晚都是开会、学习、工作。经常去安康、西安、延安等地，生活都是我们自理。”1970年，父亲调到陕西省白河县西沟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他基本上都在单位，一个月下来回家一两次，想见父亲就更难了，但父亲回家都是来去匆匆，哥哥姐姐的生活完全自理，大的还要照顾小的。

1971年我出生了，依稀记得小学时期，我家里有一块用红漆写着“贫下中农的贴心人”木牌匾，奇怪的问母亲是咋回事，母亲说：“这块牌是乡亲们送给你爸爸的。1970年夏季的一场洪灾，你爸爸不但22天没回家，带着群众抢修河堤，还把领到你们生活费的工资拿去救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和学生去了”。据二姐回忆说：“那年5月，父母半个多月都不回来，有好几天家里断粮了，大姐只好带着我们上山挖野菜、割山芋苗吃。有一天，白河县武装部长王强厚和白河县凉水乡党委书记张荣发下乡检查工作，经过我家看到哥哥姐姐忙着藏饭碗（哥姐认为吃的东西不好意思被人看见），张荣发书记强行揭开锅盖，看到的是一锅煮的发黑的洋姜，惊诧地说，啊，这就是西沟公社党委书记娃娃的生活。手托二姐面黄肌瘦的脸，满眼酸涩，含着泪水拿出纸摁在膝盖上写条子，让哥姐去乡政府先拿10斤红薯干回来。哥姐被饿的情景，后来有人告诉了村外的大舅，大舅马上扛了40斤苞谷过来，这才度过了艰难的日子。”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父亲一个观点十分明确，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他从来没有性别歧视，无论男孩女孩都一律送去学校读书。尤其对我们四个女儿反复强调：“你们女孩子要凭借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妇女的命运！爸爸贫穷，日后没有丰厚的嫁妆给你们，送你们读书就是我唯一给你们的嫁妆。”要求我们自觉学习，长大出去社会做事要先公后私，做好事，做善事，要懂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落实政策回城，带着全家从农村回到城镇，也是非常艰辛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挪动。先从农村老庄子搬到城郊白岩镇租住，再从城郊搬回县城，用的是老庄子山上拉来的木料，买了牛毛毡做顶，在县城一个废弃的骡马棚改造后安置了一家人，在那里居住了6年，至1983年才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层水泥房。父亲从副主任到主任、党委书记，再到中厂区税务所所长，在群众中口碑很好，称赞他是个好领导，心中装着群众，一辈子全身心扑在事业上，尽心竭力，是个好公仆。一辈子清正廉洁，无论家里条件如何艰苦，他从未挪用一分公款引为家用，从来不为儿女的工作拉关系走后门，我们姊妹六人全是经过国家统招统考走向工作岗位。1980年8月，父亲调任白河县中厂区税务所所长，他坚持依法纳税，毫不徇私，税务所连年都是税务系统的先进单位。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是个标准的布尔什维克，在文革期间他以当权派被拉去游街批斗，甚至一段时间把他当成反革命对待，直到后来在武装部的全体同事一起保荐下才得以平反昭雪，但他对个人荣辱从来只字不提。
军装是父亲的荣耀，是他戎马一生无限忠于党的标志。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城，是“存乎心，发乎情”的一种天然。他觉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归功于党和军队的培养，是中国共产党让他这个苦命的放牛娃获得了新生。他在临终前对我们明确交代：“我是唯物主义者，一生讨厌封建迷信活动，我死后不许搞任何迷信活动的祭奠，不许烧纸，在我的棺木上盖上党旗就成了”。父亲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战争年代落下的风湿关节炎和肠胃病一直折磨着他。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保持着绑腿的习惯，每晚洗脚，他总是小心翼翼一层层解开绑腿，他的腿关节一直酸痛，说是当年解放白河时，经常涉水过江落下的病根，父亲离休后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带着病痛入住白河县医院老干病房。1996年1月，父亲喉咙极度不适，从白河县医院转院到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医院，确证为“食道癌晚期”，时年65岁。

女儿的深深情怀1990年我高中毕业走出校门，一直因为工作变迁转战南北，从陕西到湖北，从湖北到北京，从北京到广东，离家越来越远，越来越久。母亲也在2010年8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年80岁。关山遥遥，每年清明我都不曾及时回去。但每每回乡探亲，我都要先去双亲坟前祭拜，将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在外的种种历练都讲给父母听。18年后的今天，我走进了广东惠阳（惠、东、宝）这块红色革命热土，以一个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半个世纪前同样经历血雨腥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这些父辈们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我们国家而今已成为世界强国，老家的房子也因为铁路建设而被整齐划一的规划进商品楼，哥哥嫂嫂们都迁入轩敞明亮的新居。家人和国家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爸爸妈妈在天堂的那一边可以含笑九泉了。

作者备注：《我心中的一面红旗》一稿从2008年到2014年间，反复修改，2015年得以正式修订出版发行，在这里，我要特别鸣谢广东惠州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何焕昌会长、丘新梅秘书长、朱思群副总编等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斧正，得以让我把我父亲的一生真实还原到大众视野，父亲的一生是艰辛而光辉的。作为他的小女儿，在马年终于全面搜寻历史数据，校对完成父亲的传记，我很欣慰，很感恩，也感谢家族成员的全力配合，帮我千方百计找回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一并鞠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