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墓志铭》为什么被删改

    1934年春,田汉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聂耳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鹄沼之海滨溺水身亡，年仅二十四岁。
    195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文和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己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兮犹未能明焉。1972年中日建交。198日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蘑泽市领导人来到昆明市，在聂耳墓地种植了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蘑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回应日本人民的热情，决定迁葬和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然用郭沫若所题字，至于墓志铭若继续使用，就应该删掉最后两句话。1982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接到云南省文化局的报告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认为，郭沫若已经去世，此事如何定夺，还需请示中央当时主菅意识形态的胡乔木。2月24日，胡乔木让秘书黎虹复信给周巍峙：“来函乔木同志已阅．郭老为聂耳墓碑题词，乔木同志已删去最后两句(见送来附件)”。1982年3月3日，文化部办公厅根据胡乔木和周巍屿的批示，给云南省文化局发去公函，要他们“遵照执行”。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从此删就去了后两句话。
    现今，人们到昆明西山龙门与太华寺之间的山恋中瞻仰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而且，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 聂耳的死讯传回国内后，当时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晨报》、《电通》、《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虽然聂耳是因溺水身亡，但人们在怀念聂耳的同时，不免对其死因产生怀疑，在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下，也是很正常的心态。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其实，尽管在当时两国仍为“敌国”，日本人民对聂耳也是很怀念的。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民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的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